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陷阱"背景下的中国财税改革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政府宏观政策的多样化和有效性在经济周期中的调控作用不断提高.政府进行的新一轮财税制度改革既是应对全球经济低增长、国内经济换挡、中美贸易战等的重要举措,也是延续分税制改革、缓解土地财政压力和降低地方债务风险的必然结果.新一轮财税制度改革通过维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以稳定和调整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以保障地方财政收入和提高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减税降费以刺激企业创新,合理化收入分配制度以扩大内需,最终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新一轮财税制度改革取得预期效果,还需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预算管理制度、债务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保障政策落到实处.     

The Complexity of Destruction in Darfur: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Regional Dynam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lex historical and region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escalation of destruction from 2003 on in Darfur. Darfur is not an isolated case that suddenly erupted in violence. It is the most recent case in a long history of repeated violations by the Sudanese state against its citizens. From the use of proxy militias (the Janjaweed) to signing peace agreements that fragment and weaken the opposition, destruction in Darfur continues government strategies of divide and rule. At the same time, complex regional dynamics especially between Sudan, Chad and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dd to violence and instability within states and across borders.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speed with which during 2003–2005 over 2.4 million were uprooted from their homes and the ongoing vulnerability of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to attacks, disease and malnutrition. This restructuring of the population in Darfur is part of a strategy to control the populace and redistribute land and other resources. The multicausal origin of the conflict and its increasing complexity points to the difficulty of providing security for the people in Darfur and resolving the conflict.

朝日“绑架问题”上的日本外交方针分析

朝日"绑架问题"历经小泉内阁、安倍内阁、福田内阁,已成为朝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悬案之一。针对日益僵化的"绑架问题",小泉内阁以"绑架问题不解决,日朝邦交不会正常化"为基本原则,回避历史问题,企图完全以"对话和压力"的外交方针来解决"绑架问题"。而安倍内阁则继承和"发扬"小泉的上述方针,一味地强调以"压力"来解决"绑架问题"。福田当选日本首相以后,多次表示一揽子解决日朝间的历史问题和"绑架问题"的意愿。     

浅论分工与管理

经济发展被看作是生产力方式变革的结果,而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则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横向一体化”思想也是社会内分工与专业化原理的应用,由此而产生的供应链管理这一新的经营与运作模式,在许多企业已取得了成功,并将成为新世纪管理的主旋律。     

移居印度的傣族后裔阿洪姆人的历史文化变迁

今天居住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一带的阿洪姆人的祖先,是13世纪以后从中国云南德宏一带地区迁过去的傣族,他们的先民辗转迁徙到今天的印度东北部地区以后,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叫做“勐顿孙罕”的王国并统治了当地。这些傣族移民的后裔后来被当地人称为阿洪姆人。在他们统治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同时,他们也逐渐接受了印度教和当地的语言,文化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五大历史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探求者和自觉实践者,在其九十八年的具体实践中提出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推动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深刻揭示了蕴含于其中的三大历史规律,科学回答了蕴含于其中的四大历史性课题,成功推动了这一命题主题的五次历史性转变。     

论党的执政中介：党组

党组是落实党的领导和执政的中介机构,是把党的领导和执政贯彻到非党领导机关中的桥梁和纽带。应当以历史的视角、开放的眼光和改革的精神,系统梳理党组的历史发展轨迹,切实解决好党组的理论架构问题,充分开发党组的制度性功能和潜能,以党组的作用发挥拉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革。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三题

在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中出现了若干争论。其中,马克思所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主体是俄国社会;俄国十月革命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证实;列宁对俄国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探索、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等,是不可否认的。因此,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对东方后发展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学科规训下刑事法学科知识的分立、整合及其路径

“学科”原是教育学的一个概念,福柯揭示了“学科”包含的“规训”与“权力”的实质,使其成为批判现代知识生产体系的话语工具。作为研究犯罪与刑罚现象的刑事法学,要受到学科制度的规训,遵循“权力—知识”的存在规则。刑事学科制度界定了刑法知识生产的场域,决定着刑事法人才的培养和学术职业样式,规定着刑法知识生产的模式。在“权力—学科”规训下,刑事法学科产生,并经历分立—整合的嬗变过程。同时,刑法知识的生产被围囿于各个刑事法学科之中,难免自我满足和自我封闭。鉴于刑事学科的这种现状,有学者提出刑事一体化思想,强调刑事学科之间的融合,主张整体化、跨专业的研究,从而针对犯罪现象提出全面深入的原因分析和有效合理的对策措施,更深刻地理解刑法学的法条、法理,真正认识诉讼程序的价值和应用,为决策者、立法者、司法者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论支持,推动刑事法治的进程。     

地理大发现新论

地理发现应指任一文明民族的代表首次到达了或最早了解了各文明民族前所未知的地表的某一部分,或率先确定了地表已知各部分之间的空间联系。15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末,欧洲人进行和完成了地理大发现,这段历史时期地理发现的规模、成果、意义和影响特别重大。地理大发现可依其主角的变换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西葡阶段和英法荷俄阶段。航海探险和陆上探险分别是地理发现的第一途径和第二途径。大航海大探险若取得重大的地理发现成果便构成地理大发现。大航海及其时代则可据其航海的特点分为近岸远洋航行、跨洋远洋航行、环球远洋航行和极地冰海远洋航行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