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ing with children as stakeholders in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s of organisational change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challenges of promoting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programming. It argues against the tendency to see the main obstacle to achieving this aim as technical. Instead it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change that may be required. The experience of a four-year process of training and organisational review within Save the Children Denmark provides the substance for reflection about the kinds of cultural and structural change that are implicated in enabling a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 to become capable of engaging young people as stakeholders in a meaningful and sustainable manner.     

Good intentions are not enough: French NGO efforts at democracy building in Cameroon

NGOs have traditionally had little scope to bring about political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was certainly true of French development NGOs (NGDOs) operating in Cameroon during the early post-colonial decades. This situation changed in 2002 when French NGDOs, with support from the French state and Cameroonian civil society, initiated a multi-actor consultative programme (the PCPA), aiming to build democracy in Cameroon.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origins of the PCPA, assesses its achievements, and explains why the programme failed. It then identifies key lessons and asks whether the PCPA represents a useful model for French NGOs and donor states.     

从“卡翁达诉南非共和国总统案”看外交保护的另一种国家实践

外交保护的实施过程可以区分为国内决策阶段和利用国际法向侵害本国人权利的相对国采取措施的阶段。因此,在国内决策阶段中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实践,那就是认为从国内法角度来看国家负有以一切可能方式保护本国公民的义务。但是,实际上外交是国家行为,它代表国民的整体利益。因而在具体个案中可能需要从大局出发采取和缓的方式对权益受侵害的国民进行保护或放弃保护。但,必须建立有效的机制以沟通被害者和实行外交保护的公权力机构。在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进行取舍时,可能需要考虑相应的补偿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对将以外交保护方式保护国民作为国家宪法义务的国家实践进行研究。     

权利能力概念的形成和变迁

为了表达法律人（Person）承担权利的资格这种属性,实现法律概念的精确化,德国学者提出了权利能力的概念。然而,由于权利的意志之力本质和无意志者的权利能力之间的矛盾以及权利能力平等和权利能力限制之间的矛盾,权利能力概念的内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总体来看,权利能力概念的形成使得法律人的概念解体了,人的要素分化为人格、权利能力等个别的制度。而权利能力在本质上仅仅是法律人在实证法上的一种属性。     

政策否决的社会建构——以我国几次立法禁止“人肉搜索”的失败为例

针对传统的政策否决理论无法对我国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失败的现象做出完满解释的问题,本文通过引入建构主义社会学中边界物的概念认为:作为边界物的"人肉搜索"由于其解释的灵活性,存在着技术、权利和适用三个层面的划界。如果说从依靠人的"人机互动"中衍生出针对人的"人际互动"具有偶然性的因素,在其立法禁止的多方尝试中却是隐私权和"监督权-批评权"相对于另外一种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划界方式的胜利。虽然中央和地方都试图在"监督权-批评权"的指涉对象上做出社会一般失范和官员腐败的划分,结果也只是带来规制性政策的流产或是象征性通过,即便趋利避害地利用"人肉搜索"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人肉搜索"现象的出现和政策应对上的两难源于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张力,只有对其进行有效分流才能真正阻止"网络暴力"的产生。而且在信息社会等生成性的制度语境下,打开政策问题内容的黑箱也是十分必要的。     

文化权利:公民权利的社会基础

西方国家政治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取得稳定发展的同时,国内少数民族文化权利问题开始成为主要矛盾。西方主要的三派政治理论分别从不同的立场提出解决少数群体文化权利问题,其中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政治理论提出少数民族自治来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正义理论。但是这些主张与国家普遍公民权发生冲突,进而影响到自由民主价值和政治制度稳定。因此,自由主义的民族政治理论只有进一步地探讨如何有效地处理民族国家的一元文化要求与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保障少数民族公民权利和公民文化权利和睦相处才能真正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     

人权的普遍性根据与实现人权的文化前提

人的自由的绝对性使人拥有绝对的人权,维护与实践人权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要以对人的自由本质与绝对权利的自觉为前提,也就是要以启蒙文化为前提,而启蒙文化需要由文化启蒙来造就.这意味着,既不可能以武力推行人权,也不可能以任何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为借口拒绝人权.人权的绝对性与民族主义国家理论并无学理上的关联,一个主权实体内部的人权...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政府参与现状及对策

目前,我国农村已基本形成了农业专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教育为主的农业专业专门教育,以农民学校培训、岗位培训和资格证书培训为主的农民素质教育,以及以农村骨干、农技推广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为主的农村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等体系。但是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依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政府在指导、参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偏差和误区。应当加大财政投资,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供资金支持;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加速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成效;深化农村教育、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进程;强化舆论宣传、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源开发的自主意识。     

“人类发展指数”（HDI）：含义、方法及改进

在林林总总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独树一帜,影响极其广泛."人类发展指数"反映了发展观和发展尺度的进步.但是10多年来计算"人类发展指数"的方法的变化,容易使人迷惑.本文探析了"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的重要改进,以及对解读不同年份公布指数的影响.     

中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及其战略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才强国战略是当今中国政府明智的决策。然而如何实现这一战略,关键在于中国政府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定位及其开发体系的建立,在于如何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与人才资源。因此,本文主要回答什么是中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中国政府应该构建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