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与严禁刑讯逼供

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检察、审判人员的提问享有沉默不语的权利。刑讯逼供 ,是追诉者为了从被追诉者那里获知案情而采用拷讯等非法手段迫使被追诉者回答问题的行为。二者尖锐对立。欲使被追诉者真正享有沉默权 ,就必须严禁刑讯逼供。该文对二者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英美法系国家环境刑法与环境犯罪探究

一些环境保护先进国家, 如美国、德国、日本等,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先后以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加强对环境犯罪的制裁。国际社会为保护人类环境加强国际间的协作亦付出了较大的努力。而属于普通法系判例法的国家．其制裁环境犯罪的突出特点,就是采用附属刑法的方式规定环境刑罚条款,使各类环境刑罚条款皆寄生于行政法之内。     

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不仅是指法院与一切诉讼参与人之间,而且也是当 事人彼此之间以及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诉讼权利义务关系;而区分诉讼 法律关系主体和诉讼主体概念的外延和界定其内涵,更易准确把握二者质的规定性、 把握其之于民事诉讼的不同意义。同时,树立法院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 的地位平等的观念,并恰当理解和把握法院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将对 更为合理地配置诉讼主体及其彼此之间的诉讼权利义务和更为科学地设置诉讼结构 大有裨益。     

坚持维护主权,建立多极化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兼论我国三代国家领导人国际关系观

当今世界有诸多的世界论──单极、三极、五极,无论前述任何一种,都没有完全代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维护国家主权、尊重各国权利基础上,应建立多极化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多极化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最重要的有两项原则、三大政策和三项措施。两项原则是：尊重各国主权的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三大政策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奉行国际法准则;奉行民族自决原则。三项措施为：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摒弃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确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依靠联合国的力量,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转换。     

欧洲共同体法院的直接诉讼

欧洲共同体法院 (EuropeanCourtofJustice)是欧洲共同体的最高司法权威 ,它的设立旨在确保欧洲共同体法律在成员国之间得以统一解释和遵守。直接诉讼 (Directactions)使得欧盟组织、成员国以及自然人、法人可以向欧洲共同体法院直接提起针对其他欧盟组织或者成员国的诉讼 ,是欧洲共同体法院受理的主要诉讼方式。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三个问题

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有目共睹,是当前刑事立法领域的焦点。在我国行政法与刑法处罚二元体系并存情况下,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应当入罪,危险驾驶行为如果入罪应当采取何种罪名以及犯罪构成模式,危险驾驶的刑罚如何规定,这三个问题在刑事立法中应当着力思考。     

The necess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ivacy by Design in sectors where data protection concerns aris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Privacy by Design can safeguard privacy and personal data within a rapidly evolving society. This paper will first briefly explain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Privacy by Design, as laid down in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Then, by indicating specific exampl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vacy by Design approach, it will be demonstrated why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ivacy by Design is a necessity in a number of sectors where specific data protection concerns arise (biometrics, e-health and video-surveillance) and how it can be implemented.     

刑法规范结构分析的基点初论--刑法规范结构之内涵与意义探究

刑法规范结构的内涵与意义是用结构分析方法研究刑法规范的两个基点。前者主要指作为整体的刑法规范本身与刑法规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的形态。后者主要在于繁荣刑法学研究,建构科学的刑法理论体系;进一步加强刑事法治建设,提高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质量;更有效地促进法治建设事业,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卡迪”模式与刑事公正司法的实现

从“有法必依”到“公正司法”喻示着一种刑事司法观的应然转变:放松了司法者对法律文本本身严格服从的要求,更加强调文本之外的个案公正、合情理等实质合理性依据。这对破解当下具有普遍性的法条主义裁判思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政策支持和启发。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本意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演,绝不能推导出“法有明文规定即可定罪处罚”的结论。韦伯关于中国古代司法系“卡迪”模式(即“非理性”)的论断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及合理性,这种卡迪模式对实质公正的追求具有目的正当性,不宜将此简单视为“恣意司法”的代名词,其中体现的能动性判断具有司法出罪维度的意义。在目前刑法体系下,法的公正价值与法的安定性并不存在冲突,出罪的理论依据与规范依据完全可以得到恰当融合,但在法适用中需要缓和法的命令性要求。恰当的说理论证是嫁接法的安定性与个案公正的纽带,该过程实际上是将合情理、合目的等价值考量揉入刑法文本的理解、适用及说理论证过程当中。     

论枫桥经验的犯罪合作治理意蕴

枫桥经验中蕴含的合作预防、对话型司法等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向度。相较于传统的国家惩罚本位主义,枫桥经验注重发挥多种主体的协作优势,并融合法治与德治要素,引领着犯罪合作预防之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国家刚性司法面孔,枫桥经验强调乡贤治理与定纷止争,并早已暗合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对话型司法理念,国家机关不再是纯粹的惩罚主体,而是以沟通的姿态参与犯罪共治的合作格局。在社区矫正方面,通过社会控制理论和标签理论,枫桥经验的合作治理范式得以进一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