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司法——法制现代性中的中国司法

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纠缠交错,利益的结构性冲突也日渐频繁。为此,当下中国的法官在处理纠纷时,就必须在理顺关系、权衡利益、评估得失、摆平事件上下工夫,进而及时地为社会提供一种既缓和并协调好了利益的紧张关系、又衡平了价值冲突的法律产品。然而,这一法律产品的生产,实质上是中国法官充分利用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中的法律资源,又超越两种司法模式而采取的一种更为实用的司法策略;与此同时,这一司法运作模式的背后,恰恰又反映出了“调解”与“审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纠纷处理方式在当下中国实已无区分开来的必要。     

政府间组织应该成为国际法院诉讼当事方

《国际法院规约》不认可政府间组织是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方,并且众多修改建议也未能实现。给予政府间组织诉讼当事方地位,具有现实意义,如有效解决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和扩大国际法院职能等;当然也关系到修改法院规约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论作为高层次伦理规范的正义

正义是古往今来人们所憧憬所讴歌的景状 ,从柏拉图到罗尔斯 ,西方学人叙说了数不清的关于正义的见解 ,既贡献了种种经典性论说 ,也使正义成为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正义实际上不是虚玄的事物 ,它也像法和道德一样 ,是为社会生活提供标准和指明方向的规范 ,不过不是普通的规范 ,而是高层次伦理规范。正义对主体的精神和行为都予以调整。正义不取文本形式 ,不是明文记载的制度 ,而是以观念化的形态存在于人的头脑、心灵、社会舆论和历史文化的积淀之中。正义是人们无法捧读的 ,但它却像时间一样 ,时刻就在我们身边。正义是伦理规范体系中规格和境界最高的规范 ,它以一系列美德或善为其基本内容。正义要求个人具备公平、公正、公道、正直、合理的美德 ,要求国家和社会体现自由、平等、安全这一类善 ,而法如果与正义结合便成为良法。正义的强制力比法更深刻 ,它以理性为强制力量 ,不以国家强力和法定程序保障其实现。正义的触角或统辖范围远远大于法的范围 ,它是关涉领域最广、时空跨度最大、尤具普适性的社会规范。在迄今衍生的形形色色正义理论中 ,亚里士多德和罗尔斯的学说 ,影响尤为深远。正义具有绝对和相对两重性 ,是绝对和相对的统合 ;具有主观和客观两重性 ,是主观和客观的统合。正义是以具体的形式     

公共理性与合法性——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与《正义论》相比,《政治自由主义》有两点不同:第一,《正义论》的主题是正义,《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则是合法性;第二,《正义论》的证明诉诸原初状态和道德心理学,而《政治自由主义》的证明则诉诸公共理性。两点不同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即罗尔斯都用公共理性来证明合法性。     

论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完善

完善管辖权异议制度,需要从其自身的权利性质和法律依据出发、从程序性权利的基本属性分析出发,构建良性运行机制（主要是启动、运行、监督等环节）。文章分析了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权利运行机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从程序法的视角提出了拓宽适用范围,完善运行、审理与监督机制,从而构建适合我国特色的管辖权异议审理制度。     

台湾地区大学自治和法律保留之关系

大学自治和法律保留的关系在台湾地区一直充满争议,这种争议源于制度保障说和授权说之间的冲突,前者将自治权视为宪法上的分权而不从属于法律,后者则要求严格适用法律保留,要解决冲突不能仅仅以制度保障说来代替授权说,还需要控制法律对大学事务的规范密度。台湾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对推动大陆大学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新发展——对管辖修订的评析与研究

随着《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二次审议稿提交审议,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已接近尾声。管辖制度的修订是此次全面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修订丰富了特殊地域管辖的内容,建立了统一的协议管辖,完善了管辖权转移。从我国管辖制度立法的历史沿革看,如何防范和遏制地方保护主义,怎样在程序的起点上保障司法公正,是立法机关制定管辖规则时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协议管辖的设立、管辖权下放性转移的删除,都与保障司法公正有关。对新的协议管辖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也不应脱离该规则承载的保障司法公正的功能。     

中国传统经济正义思想探析

经济正义是对经济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交往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制度是否具有道德正义性的价值评价和哲学反思。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及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成了丰富的经济正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富民＂、＂教民＂的生产正义思想,＂义以制利＂、＂诚实无欺＂的交换正义思想,＂礼以定分＂、＂贫富均平＂的分配正义思想,＂黜奢节用＂的消费正义思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生态安全问题研究——从日本核危机切入

肇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探寻当代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为我们解答生态安全问题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由日本地震诱发的全球核危机让人们在为核泄露而惊恐的同时引起了诸多的环境伦理思考。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冲破技术异化的牢笼，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抽象价值争论，走出狭隘的资本利益圈，超越偏执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重新审视制度的正义性，把发展成果服务于人类整体利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全面协调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