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户籍制度的宪法学批判——兼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度环境

我国户籍制度初衷良好,但在演进过程中其功能却被人为的异化了,它侵害农民的宪法权益,违背平等、自由、公正的宪法理念,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度障碍。应当站在宪政的高度对其进行改革:逐步剥离户籍的身份含义、福利含义,还原户籍“人口统计、社会治安、制定国策依据”的原初功能,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必须有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来保证各种人为障碍的消除,并适当丰富和规范社会利益分配的标准。     

政策性与公益性:中部农村的双层治理结构与逻辑

村组两级组织分别建立在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之上,承担着政策性和公益性两种不同的治理功能。村级组织遵循现代公共规则和生活逻辑,通过内化自己人和精英吸纳与角色规约机制实现治理;而村民小组主要遵循生活逻辑,通过内化自己人的机制实施治理。     

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有可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新农村建设为民营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民营企业要积极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     

规范村规民约 依法治理滨海新区新农村——从对滨海新区核心区塘沽农村的调查谈起

村规民约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传统。认真分析研究村规民约,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熟悉滨海新区农村的乡民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乡村社会的法治环境,有利于加强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必须不断改革与完善村规民约,在规范村规民约的基础上推进依法治村。     

村落选举、公共性生产与合法性——以陕西Y村为例

转型期中国乡村基层村庄民主选举备受学界关注,学界分别从乡村治理、制度变迁、政治民主等角度考察这一问题。然而这些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乡村公共性主题。笔者认为这一主题才是乡村选举的实质和意涵。通过Y村选举及修路等涉及村落公共事务的个案,笔者考察当前村落选举与村庄公共性生产、村落公意和共识的关系,文章认为当前基层乡村依然延续了差序式的公共性生产模式。这种公共性生产模式与通过选举运作生产公共性的模式之间具有内在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导致试图透过西式选举达成村落公意和民众共识的设想在重建当代乡村公共性实践中遇到问题。     

我国中西部城中村原住居民犯罪形成机制--以重庆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二元结构决定了城中村的经济社会特征，也为城中村犯罪提供了社会基础。中西部城中村犯罪的特点不同于东南沿海地区，原住居民犯罪突出的反映了这种差异。以重庆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中西部城中村原住居民犯罪形成机制模型为：文化冲突是根本形成机制，失范紧张是内在形成机制，差异交往是直接形成机制。     

依托江头洲“爱莲文化” 做大做强灵川廉政文化

江头洲村＂爱莲文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的一朵奇葩,灵川应充分挖掘江头洲村＂爱莲文化＂教育与为官清廉的廉政文化内涵,开发利用江头洲丰富的＂爱莲文化＂资源,积极推动廉政建设。     

孕育“百年清官村”的“爱莲文化”探赜

自明朝以来生活在桂林市灵川县江头洲村的我国北宋文学家、哲学家、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后裔,发展了周敦颐创造的"爱莲文化",形成了以"真诚、和谐、积德、行善、奉献"为精髓的"爱莲文化"。通过以先辈为榜样示范,时刻激励后辈积极上进;将"爱莲文化"物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教材,时时提醒、启发教育后人;将"爱莲文化"融入宗规家族制度,规范后人立身处世;重教兴学,注重践履等措施,使江头洲村周氏子弟深受"爱莲文化"浸润,从而使为官者个个勤政、爱民、清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关系的调适

乡村关系的现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健康型的乡村关系、行政化的乡村关系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乡村关系失调的原因有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压力型行政体制的影响、法律保障的缺失和不足、村委会自治权的有限性和乡村干部素质的制约。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构建民主合作型的乡村关系。而民主合作型乡村关系的构建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建立服务型乡镇政府,培育民间自治组织;增强乡村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农村法治环境。     

正确对待农民:东方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读列宁《十月革命两周年》的几点思考

1919年11月,十月革命胜利两周年之际,列宁发表演讲,总结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要正确地对待农民"的论断。但是,这条用流血换来的教训并没有为后来苏联领导层所认真贯彻,以至于在农民问题上失误一再出现。这是今天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在农村和农民工作中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