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述评

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启以来,马拉巴尔2020军演是美日印澳四国首次举行的联合军演。马拉巴尔2020军演折射出美日印澳四国针对中国的意愿及合作新进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基础和牵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机制,在近几年持续获得进展。美日印澳四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对四国与中国双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马拉巴尔2020军演后,原本紧张的中印及中澳关系继续恶化。美国进一步推动与中国的竞争。美日印澳四国不但在安全领域针对中国,还营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拜登上台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继续强化。拜登比特朗普更重视与盟友合作,借由与日印澳三国磋商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化和常态化并走向准军事联盟。美日印澳四国明确表示不会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停止针对中国,但是在经贸领域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将改善对华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升级对中国安全环境及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拜登政府正在强化针对中国的印太地区多边安全架构。美国试图在外交层面让中国陷入孤立态势,在安全层面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将让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外交局面,更加险恶的安全态势。     

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现状、挑战及前景

随着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稳步发展,两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断深化.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中缅积极开展抗疫合作,深化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也为两国推进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带来新机遇.除了双边合作外,中缅还在中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下积极寻求联合抗疫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平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缅甸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中缅边境地区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缅甸不稳定的社会基础等因素对中缅深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构成了巨大挑战.为此,中国应利用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遇,深入了解缅甸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民众卫生健康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拓展双方的合作空间,为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创造有利环境.概而言之,中缅应围绕加强信息共享,推进中缅应对传染病联防联控体系常态化建设;注重能力建设,利用多边平台增强缅甸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加强健康教育,联合开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利用传统优势,充分激发中缅传统医药合作潜能;鼓励多方参与,有效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卫生合作中的作用等方面共同努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

金融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在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确定合理科学的金融合作目标,探索切实可行的金融合作途径,对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应分阶段进行,目标规划也应该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功能性金融合作。合作的具体进程要采取“双轮驱动”策略:既要开展以银行业务和功能完善为特征的金融合作;又要开展以金融组织和机制创新为特征的金融合作。     

广东—东盟贸易投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本文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阐述了加强广东与东盟贸易、投资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而从广东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的视角,分析了广东与东盟在贸易、投资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据此提出构建广东-东盟贸易投资综合平台的设想,论证构建该平台的基本条件,最后提出促进平台建设的相应政策建议.     

区域合作、利益协调与机制设计——基于泛珠三角与东盟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

在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进程中,政府是推动区域合作的组织机制,具有内生动力功能的是市场机制.在泛珠三角和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处于初始阶段的约束条件下,评价和激励机制对象应该主要针对区域合作中的地方政府,如果缺乏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和资源配置规律决定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结局可能是差异性发展和掠夺性竞争.促进泛珠三角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必须注意避免无序竞争,扩大区域市场范围,确立利益协调机制与政府规制的边界,从而降低区域交易成本.与此同时,尤其需要制定与实施带有路径依赖性质的制度安排:规则约束机制、信息合作机制、绩效激励机制、利益补偿机制.     

东盟东增长区的发展与引资成效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非常活跃,先后出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和印尼的廖内群岛等组成的"新柔廖增长三角",又被称为"东盟南增长三角";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相邻部分组成的"东盟北增长三角";文莱、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相邻部分组成的"东盟东部经济增长区(简称东盟东增长区)"等.这些由东盟各国自愿组成的各种增长三角已成为东盟进行合作的重要形式,促进了东盟各国间经济联系和相互合作,带动了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本文选取东盟区域内最大的、最年轻的东盟东增长区,分析其带动资本流动的效果,探讨其发展成效.     

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两岸产业合作

两岸产业合作目前的形态与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除了两岸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外,更是由两岸共同处于的东亚生产网络所驱动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两岸间产业合作开始共同面对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全球价值链重新布局的外部压力,同时由于两岸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的变迁,两岸间产业开始逐渐由互补走向竞争。当外部与内部经济环境同时发生变化时,两岸产业合作的传统模式面临挑战和选择。     

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研究

近年来两岸关系已步入和平发展新时期并且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受到岛内政治、文化教育、两岸关系、国际政治与青年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仍然呈现出“去中国化”与“台湾化”的现状,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和平统一将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两岸双方应继续深化两岸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建构“双重认同”作为化解台湾青年“中国认同”危机的基本路径,在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重新建构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     

两岸经济合作的政治效应问题探讨

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形成日益紧密的经济共同体,可以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有助于推进两岸和平统一,但并非两岸和平统一的充分条件。而且,发挥两岸经济关系对两岸和平统一的促进作用需要相应的主客观条件,至少需要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意愿与积极行动,以便在共同利益不断增进的基础上建构国家认同。民调显示,近年来的两岸经济合作,在“反独”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施行时间较短且尚未充分展开等因素而不足以证实或证伪其在“促统”方面的作用,并面临制约因素。而国家认同的形成,乃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关键。因此,必须确立正确的合作理念,坚持特定的推进原则,选择适宜的推进方式,以提升两岸经济合作的政治效应。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挑战与对策

作为一种创新的国际合作模式,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给中日双方带来巨大机遇,但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两国在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中存在竞争惯性思维;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须应对地缘政治博弈的挑战;日本国内政治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负向外溢效应";中日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标准与规则的分歧;面临第三方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为此,需要中日两国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寻求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机会;明确两国合作的方向和目标,避免域外因素干扰,推动RCEP早日签署生效;增进中日政治互信,使中日政经关系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建立长效支持促进机制,推动双方共同制定国际标准;做好第三方市场风险管控预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