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频发劫持人质事件的原因浅析

文章作者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和对大量案例分析,归纳出了恐怖主义的模仿效应和改革对人们利益的触动等是频发劫持人质事件的主要原因。     

传媒暴力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学分析

在信息全球化过程中,传媒暴力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侵蚀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诱发青少年犯罪。因此,研究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影响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文章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对传媒暴力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心理进行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公司减资制度初探

我国公司法的修订 ,迫切需要探讨减资制度的发展路径。“减资”之外延 ,在三种资本制度下 ,概念各异 ;就其内涵 ,减资分为实质性减资与形式性减资 :前者导致净资产从公司流出 ;后者则仅仅是资本额减少 ,不发生净资产的流动。在减资过程中 ,尤其需要考量公司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     

微量细胞DNA分型的法医学应用研究进展

微量细胞DNA分型已成为目前法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如果能够从犯罪现场遗留的微量疑难生物检材中提取到细胞,并获得DNA分型,这无疑将会大大拓宽检材的范围。同时可以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提供线索、为法庭量刑提供有力的证据。本文从微量细胞的捕获、DNA模板的制备、扩增和检测及应用前景几个方面综述了微量细胞DNA分型在法医学中的研究进展。     

实证、诠释与话语：社会分析模式比较——以自杀现象为例（下）

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将"自杀"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社会学家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在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自杀"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社会学家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自杀"现象产生和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一起行为建构为"自杀"现象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     

西南地区缉毒警察心理素质现状调查分析

采用自编的西南地区缉毒警察心理测评量表对四川、云南、广西三省的357名缉毒民警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总体心理素质不高,独立果断性和适应环境能力要优先训练;专科与本科无差异;女性在除平常心态控制能力和责任心外心理素质较男性低;任科级职务比无职务的要高;在从警6年左右有一个大的回落。     

公共行政的立宪分析

从宪政的视角思考公共行政通常被人们所忽视,文章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忽视从宪政秩序思考公共行政问题,探讨两种宪政秩序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内在关系,即统治秩序与官僚制行政之间关系,自治秩序与民主制行政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总结了两种行政理论之间的区别。     

实证、诠释与话语：社会分析模式比较——以自杀现象为例（上）

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将“自杀”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社会学家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在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自杀”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社会学家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自杀”现象产生和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一起行为建构为“自杀”现象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     

刑事警察心理结构研究

刑事警察素质的提高是近年来警察教育改革的热点之一,但由于方法的限制,对于刑警素质的结构和标准,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建立一个刑事警察心理结构模型,以为刑警的选拔和培训提供参考框架。刑警的心理结构可以概括为七个因素,按其平均值从高到低分别是:侦查思维系统、侦查信息系统、侦查行为能力系统、执法观念系统、自我调控系统、敏锐警觉和自主敢为。     

Comment on Parkinson and Cashmore's (2015) Research and Proposal for Reforming Child Custody Relocation Law: Child Custody Evaluator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itve

Parkinson and Cashmore ( 2015 ) described their innovative, qualitative, and longitudinal research program on the experience of Australian families involved in relocation family law litigation. This constructive comment discusses the value and limitations of their main findings. Parkinson and Cashmore's approach is contrasted with the excellent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on children of divorce. The author disagrees with Parkinson and Cashmore's position of opposing the use of relocation factors in statute and/or case law so as to not hinder the exercise of judicial discretion any further, but agrees with their integration of the least detrimental alternative concept into a relocation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