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黔之路——略论贵州“后发赶超”的战略支撑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西部大开发以来贵州的发展历程,贵州在选择和实施总体发展战略中,更需要找准能够影响和带动发展全局的战略支撑。走＂后发赶超＂之路,是贵州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当然选择。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两大战略,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撬动贵州经济社会全面加速发展的战略支撑,为贵州的＂后发赶超＂打下坚实基础。     

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

研究者对于正在制定的我国《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尚有争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部法律的相关制度安排。否认立法应确认游憩功能的观点,具有保护环境的合理性,但未关注国家公园的全民共享性,未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保护理念与国际潮流的顺应,欠缺科学性。通过立法确认国家公园的游憩功能具备自然基础、现实基础和社会价值。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法律确认与制度安排,以游憩功能的法律属性界定为核心,游憩不是自然权利及法定权利,也不是主观权利,只能是客观秩序,公众无法向国家提出诉求,游憩利益只有依托国家履行义务才能实现。我国《国家公园法》的相关制度安排,应以管理主体的职责配置为重心,充分保障游憩这一客观秩序的实现。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研究

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已经出现了实体功能有限、程序功能异化以及衍生检警矛盾等诸多流弊的情况下,学界仍然致力于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的理论构建,始终忽略了自行补充侦查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价值,原因在于我们对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认识存在偏差。自行补充侦查并非旨在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提供"帮手",而是需要强调其"监督者"与"引导者"的角色。对于完善补充侦查制度来说,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具有关键意义,更重要的是,自行补充侦查制度亦为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履行、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以及当前检警关系的改善所必需。     

论抢劫罪、强奸罪客观行为之异同

对于抢劫罪与强奸罪的客观行为,在目前我国的刑法基本文本中表述是大致相同的.由此,在学界,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与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的客观行为有了一定的争议.在目前我国刑法文本的框架下,采取体系解释的方式,两个条文中共同存在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的客观行为具有较为巨大的差异性和不同性,基于两个条文的自身...     

公安院校教育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

当前,公安院校教育改革迫切需要处理好几个关键问题,这就是公安教育的模式问题、人才培养目标问题以及公安教育的市场化问题。在教育模式上,现阶段的模式应当是兼顾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双轨制,而未来的发展目标则是由公安院校专门负责职业培训的单轨制模式;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当前更需要的是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在公安教育的市场化问题上,适度的市场化才是符合现代警务实际需要的教育机制。     

重新审视暴力手段的基本特征

揭示明确暴力手段的内涵,应当注意把握其基本特征。暴力手段的主观特征包括故意性、目的性两个方面,客观特征包括作为性、强制性、对象性三个方面。     

论侦查线索的发现与收集

侦查线索的发现与收集是刑事案件侦查的基础。对刑事案件侦查中侦查线索进行分析,提出"侦查线索依附犯罪行为客观存在"的观点,研究侦查线索的客观存在性,探讨侦查阶段侦查线索发现与收集内容的特定性和方法的规律性,为打击制止犯罪活动奠定扎实的基础工作。     

劳教制度的改革构想

劳动教养制度创设至今已经近50年,其存在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劳教制度本身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缺陷。劳教制度的改革应该坚持依法治国的方向,走刑事司法改革、刑事一体化的道路。通过《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全面改革与调整,填补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中结构性和制度性的缺陷,承担劳教制度的社会责任,促进司法改革的发展,实现劳教制度的自然终结。     

Woodcock v Cumbria Primary Care Trust: The Objective Justification Test for Age Discrimination

This note discusses the limits to the defence of objective justification when applied to direct age discrimination, specifically with regard to situations where the employer attempts to rely on cost‐saving as a legitimate aim.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formerly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 on which this case relies, and considers whether the defence has been interpreted too widely, opening up the possibility of cost‐saving as a defence to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s of this particular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 The note concludes that, while cost‐saving cannot be the sole justification for less favourable treatment by employers, it may nevertheless form part of an overall legitimate aim when coupled with additional factors.     

不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对当下归属理论的一种质疑

“不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之主张既无法合理应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问题以及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特别认知的侵害情形,也不契合处罚不能犯未遂的司法现状。“先客观后主观”的审查顺序在自然科学上的合理基础不复存在,权利保障理念与不法的客观性间也不存在必然关联。客观优先的审查顺位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程序法而非实体法。主客观二分法并不现实:“目的性动词”使主客观要素无法完全割裂,主观要素缺位可能无法评价不法的有无,主观要素还能够影响到具体的不法类型判断以及行为危险的程度。主观故意和行为人的特别认知在不法判断中的地位已然无法撼动,至少在故意的作为犯中,客观归属论已名实难副。主客观二分式的犯罪构成模式并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两者也不存在绝对的先后次序,主客观相结合的不法判断才更加贴合实际。因此,应当重新审视责任要素的范畴,故意、目的等要素实际上应归入构成要件的领域。否定客观不法论,“不法与责任的区分”才得以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