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融合：社会治安管控战略的新构想——以河南省永城市为考察样本

在社会治安管控工程之中倡导＂大融合＂的思想,主要是指观念契合、资源整合和功能组合这三个方面的＂融合＂。政府及公安机关通过建立治安管控的理念更新、功能重组和目标管理等创新机制,全力促进社会资源的融会贯通,并共同整合于同一个调控体系之中,消解以＂三仇＂（仇官、仇警、仇富）为代表的社会敌意和社会疏离,在实现治安状况大幅度好转的同时,实现官民融合、警民融合、阶层融合、民族融合、社会融合的最终目标。     

关于福建省率先开创一条加快转变、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有效途径的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我们应该从过多依赖自然资源和外向经济,转变到依靠人的内在本质、挖掘人的潜能发展上来;全民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正是挖掘和发展每一个公民潜在能力的有效途径。我们现在只需花费较低的成本,开展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就会得到巨大的回报。我们已经用了大约30年的时间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我们可以再花3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把开展全民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真正实现使沉重的人口包袱转变成为巨大的人力资源的社会目标,再创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中国奇迹!为此,作者提出三点建设性建议。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发展定位与社会服务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是一个集宗教组织、妇女组织、青年组织为一体的复合型组织,从成立之初起,即确定了以基督之精神为根本、以女性事业服务为方向、以促进和推动女性健康发展为目标的组织定位,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开展了大量推动女性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女性和儿童全面发展的社会服务。     

社交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

SNS社交网站的兴起带动了以真实性、开放性和平等性为核心特征的新型社交网络文化的流行,也引发了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价值的多重影响。参与SNS社交网站交友互动,既可以规范大学生道德自律意识、弱化功利思想、培养民主精神,也可能诱发道德危机和现实社交障碍。高校教育部门要因势利导、积极渗透、引导社交网络文化合理健康发展,并借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网络阵地。     

基于社会团结的包容性社会——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核心议题。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诠释了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目标选择,并系统分析了改革所面临的挑战。社会形态学认为,社会是一个物理心理过程,其物理部分是由人口和社会资源分配形成的社会结构,心理部分则是社会联结的纽带。社会管理就是社会管理者通过调整社会资源的供应和分配,操控人口的流动和社会成员的心态,增强社会的联结纽带,不断塑造变化着的社会形态的过程,社会学对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国外关于社会管理的战略及其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综合分析表明,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在加强社会团结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的包容性。     

幸福测量探析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向——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经济与社会”共建理念的解读

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发展,而幸福则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民生、尊严与幸福"议题在2011年两会得以彰显,在对幸福测量研究综述之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测量观,并经由对呼吁幸福社会建设"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解读去体察个中所内含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向,即在新转型时代,除了"生产性产出"的经济绩效之外,更要注重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社会进步。     

基于地方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创新思考

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创新是公安机关有效实施社会管理的突破口。文章结合近年来甘肃西部酒泉市的实际,分析了地方公安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问题,点对点地进行了深层原因剖析,同时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信息主导警务革新,破解公安机关自身创新不足的难题;整合资源优化管理,破解社会管理覆盖率低的难题;‘打、防、管、控’整体推进,破解社会治安基层基础薄弱的难题;打击引导统筹结合,破解虚拟社会管控不力的难题等社会管理创新措施。     

社会保障资源安排中的逻辑与政治——以华北一个村庄为例

采用"质的研究"方式,对社会转型期华北一个村庄内各种保障或救济性质的资源安排进行了微观分析。相对于宏观政策层面的简单与明晰,正式的社会保障资源在农村社区的分配与利用过程中的功能、内容和形式都更为丰富,如作为消解其他政策和项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工具,或演变为被争夺的竞争性经济资源,或将动态的保障制度异化为长期的养老保障,或作为维稳和社区治理的一种政策性工具等;这些变异一方面有悖政策初衷,使得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另一方面也可能侵蚀社会公正。因此,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而多元的现实,更具规范性、透明性和参与性,这也要求建立起更为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的监测与评估机制,厘清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尽可能避免进入政策资源异化与资源补偿型维稳的怪圈。与此同时,非正式的保障资源或社区内部的某些安排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的政策性资源的缺位或短缺,而如何将正式的保障政策资源与社区的、社会的力量有效结合起来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与应用

为分析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找出问题解决的有效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部门间的讨价还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开发商等营利组织间的利益结盟与变通策略、其他参与主体被排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网络利益主体与网络利益关系。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与民生密切相关,却积累了太多的"历史赊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因素;非合作博弈问题需置于政策网络结构环境下去思考,政策网络理论能够提供"解释性"和"建构性"框架。论文研究对未来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有重大实践意义。本文将网络利益分析与网络治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策网络两个理论流派的应用整合,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重要价值。依据研究结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必须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未来"十二五计划"做好铺垫。     

代际收入关系中的社会公平：测量与解释

收入代际关联是对于社会中经济机会配置公平度的一种测量,在国外的研究中已经有了大量文献积累。本文首先利用调查数据估计了城镇代际收入弹性,发现中国城市中代际收入弹性处于中等水平,但是曲率大于其它国家,高收入者的代际继承性更强。结合中国的制度变迁背景,文章认为影响收入代际关联的最重要两个因素是：贫困家庭中人力资本投资不充分和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阻碍。如果要增强经济机会的开放度和流动性,那么公共开支就应当加大对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破除劳动力市场中的种种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