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性杂志对台湾政体转型的影响

台湾在20世纪90年世界上第三波民主化潮流的影响,初步实现了由独裁政体向民主政体过渡。20世纪70年代美国、台湾和大陆学者主要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探讨台湾政治体制转型的原因。影响台湾政治体制转型的因素众多,其中媒体对台湾政体转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阐述50-80年代出现的政论性杂志在台湾实行＂报禁＂下如何与当时实行独裁统治的国民党相对抗,并对给以总体的评价。     

浅谈社会转型期公安机关如何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

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公安机关在执法理念、管控能力、管理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公安机关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就是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注重从硬实力积累提升到软实力培育，牢固树立法治、服务、责任、效率等意识，建立完善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治安难点有效管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及危机应急管理等机制，从加强队伍建设、完善警务机制、坚持科技强警、密切警民关系等环节着手，切实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能力和水平。     

权力政治与文化斗争——韦伯的国家观

韦伯是在现代政治的权力逻辑中审视国家,国家被界定为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正当权利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形态.现代政治的主题即为民族国家间的权力斗争.现代国家担负着在世界上寻求权力以捍卫和张扬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     

秩序控制多元化视角下警察权威的新认知——从暴力袭警案频发谈起

暴力袭警事件频繁见诸于媒体,公安机关及其警察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民警察在维护社会稳定,打击犯罪的同时自身权益受到严重影响,警察权威下降成为不争的现实,全面重建警察权威已经成为公安机关的当务之急。     

试析后冷战时代欧洲地缘政治的变化

从地缘政治视角考察,欧洲可划分为两大板块：＂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与之相对应的是欧洲还存在两大地缘政治势力,即陆权势力和海权势力。冷战时代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主要特征是苏联代表的陆权势力和美国代表的海权势力在两大地缘政治板块上的对立与均势。而后冷战时代的今天,欧洲地缘政治失去了这种战略平衡：陆权势力收缩而海权势力扩张,心脏地带衰落而边缘地带崛起。同时不应忽视,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也都赋予了欧洲传统地缘政治形态以新的特征。     

权力媒介普遍化的结构条件及其信息不对称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一非法”二元规则化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     

行政权力演变下政府能力的提升——以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案为例

被网络上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拆迁案件最终通过各方协商调解，得到了依法妥善解决，成功化解了矛盾。它虽然只是一例拆迁个案，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行政权力演变发展的趋向以及在当前和谐社会背景下地方政府在依法行政、正确处理社会突发事件，以及准确把握政府角色定位等方面的行政能力的提升。     

日本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缺漏及其修改动向

日本立法者为了满足企业实施以母子公司关系为组织结构的企业集团化经营的需求,降低企业重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加强对企业集团经营的监督,对《反垄断法》、《公司法》(商法)及会计、税务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与调整。这些法律制度的调整,使经过六十多年的演变已日趋成熟与完善的日本现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又暴露出了新问题。为弥补该制度缺漏,强化企业集团治理,日本立法者试图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度。通过观察及研究日本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制度安排及其调整可以引起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与选择时对制度的系统性、协调性及其制度间相互影响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及城市群众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占有政权的合法与合理的同一,合法与合情的同一,法律与实际的同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经受住了历史和现实的检验,但在新时期也面临着考验和挑战,其中,城市群众对党执政合法性的判断及认同关系重大。研究这一问题将有利于巩固党执政的城市群众基础和党的执政地位。     

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解读《君主论》

马基雅维里是一位备受争议、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家.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政治与宗教和道德相分离并且区分了两种不可调和的道德世界;他的自由观代表着"政治独立"和"共和自治"两方面内涵;他的法律观包含着应然法律和实然法律两个层面;他论证了权力之所以合法是因为权力合乎人性、合乎道德、合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