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民主与宪政理论的灵魂

宪法是人权的根本保障书 ,宪法学以人权为逻辑起点 ,而人权产生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为了保障人权 ,宪法学出现了两大根本理论。民主理论从人权的肯定形态“公民权利”方面保障人权 ,宪政理论则从人权的否定形态“国家权力”方面保障人权。民主与宪政理论的结合形成人权保障的理性屏障。     

刑事证明责任为何而设--证明责任法理探析

证明责任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设置证明责任是基于解决纠纷的目的、追求诉讼效率、制约权力滥用和限制自诉权、应诉权不当行使的需要。     

对我国家庭暴力的成因和公力救济制度的思考

家庭暴力形成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主体方面;内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主要采用公力救济,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公力救济制度:改变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制定反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加强执法力度。     

网络传播中的大众权力

网络的普及极大地影响到了大众群体在大众传播机制中的角色地位。网络媒介在其运作过程中鼓励大众积极地参与到信息传播的关键环节中来。大众传播一些固有的结构性特征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并已开始形成了某些新的模式特征,这在“逆向的螺旋”、宽聚焦、自由裁量以及积极的信息反馈几个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论警察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以比例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为视角

警察权力是为公民权利而设,警察权力行使的滥用或不力,都不利于保障公民权利,从比例原则角度讲,警察权应依比例行使,行使权力谋求的目的与对公民权利的影响应当成比例、相适应,包括刑事侦查权、行政调查权、检查权和枪支使用权都应按照各自的比例原则要求行使.从法律保留原则角度讲,凡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均应以法律来规定.目前,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化、个别化规定,还存在以行政规章规定上述事项的现象.面对法律的完善和政府职能及责任的逐渐规范,应强化警察权在日常警务活动中的依法行使,并保证政府为应对突发性事件、灾害性事件、影响重大公共安全利益事件发挥警察权的能动作用.     

中国的精英决策模式及发展趋势

概述了西方精英模式的基本观点,论述了中国公共决策模式为精英模式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分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是政治权力精英主导的决策模式,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力精英与一般政治精英的合作决策模式。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精英决策模式演变的过程,指出随着社会精英的崛起,中国精英决策模式逐渐向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合作的模式演变。并从多角度比较分析了中国精英决策模式与西方国家精英决策模式的区别:指出我国的精英构成、社会精英的实际政治地位与西方国家的精英构成及社会精英的实际政治地位存在差异;我国精英决策不只代表精英的观点,也反映人民的声音;我国的经济精英影响政策的能力远逊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精英;我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合作决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精英合作决策。分析了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优缺点,指出了中国决策模式的发展趋势是精英决策与大众民主的调和。     

遏制侦查权滥用的途径构想

为实现侦查权控制犯罪、保障人权的两大价值目标,同时保证侦查权的良性运作,应遵循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程序规范权力、以(司法)权力制衡权力、以结果规制权力的途径,建构起有效遏制侦查权滥用的法律机制。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及其修正

研究行政主体可以实现行政目标为导向,亦可以确立行政诉讼被告为导向,这构成行政主体研究的两条路径。在《行政诉讼法》颁布前夕,我国学界即以确立行政诉讼被告为导向对行政主体展开研究。这种研究路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行政法的不断发展而日益暴露其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的局限性,而我国法院通过行使其裁判权和司法解释权对这一局限性进行理性、有限地修正。     

论判决推理的基本构成

判决推理的重要问题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如何建立它的大、小前提,也就是如何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准确地援用法律规定从而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其基本构成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方面,不但要涉及案件事实的侦查活动,还要涉及如何运用证据、正确判定证据的可靠性和充分性的问题;二是对适用于具体案件法律规范的理解、选择与判断;三是判决结论的得出。     

民法变通规定制定权的法源冲突及解决路径——以《民法典》相关规定阙如为切入点

为在民事法治建设中妥善处理各民族风俗习惯与国家民事法律的关系,我国《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对民事法律规定进行变通的权力。已经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并没有对此项权力予以明确规定,而我国《民法通则》等法律又因为我国《民法典》的实施而被废止。在此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人大还能否对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进行变通或者补充,是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的变通规定制定权是授权立法而非职权立法,依据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有关立法权限划分的规定,已无法解决我国《民法典》与《民法通则》等法律之间存在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的冲突问题。在民法典时代,民族自治地方人大能否对《民法典》的规定进行变通或补充,尚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