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的恢复与日台“外交”关系的终结

本文从历史学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中日恢复邦交与日台“断交”的基本过程,指出日台“建交”是冷战初期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中日关系被严重扭曲以及朝鲜战争热战之形势下的产物,对于一向讲求实际的日本民族来说不会过于长久;中日邦交的实现,凝聚了两国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给中日两国带来的不仅是历史恩怨得到化解,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国家行为的双方受益。     

浅析对马克思"人的本质"论述的认识误区

在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论述的理解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误解。事实上,马克思的论述不是对"人的本质"的定义,而是揭示了人所表现出的善恶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社会属性决定的;马克思的观点不是环境决定论。     

国有企业内部矛盾关系分析--对一家国企内部的矛盾关系类型及其解决方式的考察

效益稳定型国有企业内部矛盾关系分为层内矛盾和层际矛盾两种类型.前者围绕权力资源的分配而产生,后者则涉及具体的、直接的利益,主要围绕工作岗位的调整和工资、奖金的分配而产生.在解决矛盾的方式上,不同层级都将"忍耐"和"接受现实"作为主要方式.党委和企业行政是解决矛盾的主要组织,工会所发挥的作用与职工的期望有一定距离.企业内的亲缘关系作为非正式渠道在解决矛盾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散论

在民族史研究中,对民族关系主流的问题有"友好合作说"和"战争压迫说",但就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则表现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既和平友好、相互吸收,又矛盾冲突、相互排斥这样一个辩证的历史运动过程.就民族融合而言,西南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在元代以前表现为同源异流为主,元代以后则既有同源异流,也有多源合流和异源异流.此外,整个西南民族关系主要由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表现出来.     

The Politics of Universalisation: Establishing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in Southern Europe

Italy, Portugal, Greece and Spain have enacted reform laws during the last 20 years with the intention of turning their health insurance systems into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Universalisation of access to public health care was at the centre of the political debates which led to the passing of the reform law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es that allowed for such institutional change, as well as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es that followed. The analysis draws on the insights of the actor-centred neo-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in the policy sciences.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正确处理残疾人工作中的"四个关系"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做好残疾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残疾人工作中,要正确处理残疾人权益保障与国家人权建设,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社会两个文明建设,残疾人康复、预防工作和医学科技发展与提高人口质量,改进残疾人工作作风与不断提高残疾人工作者素质的关系.     

“南方谈话”与今日中国之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处于抬脚起步阶段、大脚快步阶段和合脚正步阶段。较之于前两个阶段的改革开放,当前的改革开放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困难将会更大,矛盾也更为集中。改革开放仍然是中国发展红利,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开放。     

协商民主理论视野下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独具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为我国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协商民主能够在实现各民族有序参与自治权利、利益平衡、增强政治认同方面,在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存、包容差异、处理民族宗教事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应注重发挥政协和基层的协商民主作用,注重发挥网络协商平台的作用。     

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的三次联结及其影响

自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以来,与国际法研究的联结已有三次,均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与理想主义对其的重视紧密相关。而在冷战时期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的情势下,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一度疏远,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机制理论的兴起才重新拾起这种联结纽带,并为国际法晚近的发展构建了合理性基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兴起的建构主义实现了两个学科的第三次联结,并对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超越“劳动二分法”：平台用工法律调整的基本立场

平台用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具有劳动法讨论意义的是组织型平台,包括基于劳动合同的模式和非基于劳动合同的模式,后者是法律关系定性争论的对象。此种非基于劳动合同的平台用工模式不同于常规劳动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同时存在一定程度的平台控制与劳务提供者自主,不符合现有从属性标准,不成立劳动关系,在现行法中属于民事非典型合同中的混合合同。此种平台用工在当前"从属性劳动—独立性劳动"构成的"劳动二分法"框架下不能实现有效调整,给予劳务提供者的权益保障不足。问题的成因在于劳务提供者的学理定位是"类雇员",此种平台用工的本质是承揽合同社会化,属于"劳动二分法"下的制度空白地带。因此,应根据此种平台用工中劳务提供者的社会保护必要性,构建介于民法与劳动法之间的"类雇员"规范体系,推动法律对社会劳务给付的调整框架从"劳动二分法"向"劳动三分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