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政治文化传播与清末民初政局

清末社会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群体,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及其他进步社团,吸收了西方民主共和的新思想,形成了反封、排满、批判传统文化的革命政治文化,并利用舆论工具迅速传播,发挥了变革政治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对清末民初政局有着深刻的影响。     

文以载吾道:唐文标的“寻根”与伦理重建

本文通过梳理唐文标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的思想路径,试图揭开唐文标在两岸文学、文化史上被遮蔽的先锋作用。从1960年代的“寻根”“回归现实”,到1970年代的“文以载道”“重建桃花源”,再到1980年代的“集体救赎”“伦理重建”,唐文标始终是台湾文学与现代文化敏锐的研究者和坚定的实践者。通过重新认识唐文标,我们得以重估保钓的精神遗产,重新认识台湾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中走过的歧路和迄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唐文标晚年从台湾民变史和中国戏剧史中看到建立适应时代的伦理秩序和文化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实际是尝试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提出人的困境的解方。他一生的创作,正是实践自己“道”的写照。     

从蒲安臣和《蒲安臣条约》看晚清中美关系

蒲安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使节,由于他本身是美国人这一特殊身份使得他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他主导下签订的《蒲安臣条约》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平等身份签订的条约。从蒲安臣的经历以及《蒲安臣条约》看出：晚清美国的对华政策往往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融的产物,而清政府则希望利用美国相对于其他列强对中国的善意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蒲安臣条约》在劳工、留学等方面对日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法制中的人文精神

汉代是传统法转型的时期,不啻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与秦朝分野,在法律制度上多有改革,它继承和创制了许多具有人文精神的法制原则和法律制度,是一个在传统法延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代。从人文视角探究汉代法制的理性元素,诸如矜老恤幼、容隐制度、录囚制度等内在的价值,挖掘传统法文化遗产的优质内涵,可以为现代立法提供镜鉴。     

王朝阴影下的纷争：明初广西土司制度研究

明代是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历史阶段。本文在地方社会发展的脉络下细致地考察明初广西两江地区土司制度建立、发展的过程,揭示地方土司如何利用国家制度实现自身在地方社会的利益,并影口向地方社会的变迁。     

南齐萧道成之家教及其子孙之崇儒尚文——从一个侧面看萧齐皇族之“士族化”趋向

兰陵萧氏自晋宋之际以勋业进入社会上层之后,受到士族文化影响.齐高帝萧道成很重视其子孙的教育,形成了浓郁的家族文化氛围,诸子孙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艺修养,甚至入梁后还创作出了标领时流或传之后世的佳作.萧齐子孙在为人气质及爱好等方面也显现出名士化的特征.这都表明萧齐皇族在获得统治地位后迅速"士族化"的趋向.     

论清末的法律近代化

清末的法律近代化是指法律具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法律的立法精神与特点。清末的法律近代化集中表现为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生活领域相继制订或颁行了一系列具有向近代国家转型性质的法律、法规和章程。从整体上来看 ,这些法律法规具有系统性、模仿性等特征。尽管清末的法律近代化结果是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二律背反 ,但它在推动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向前发展仍然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民国时期的立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省域视野下的晚清“兵权下移”现象——以浙江为例的考察

晚清“督抚专权”的问题学界素有争议，而“兵权下移”是其重要的论述内容。以浙江的个案来看，光绪朝中后期的巡抚们对军队的掌控虽有突破规制之处，但没有到达“专权”的地步。真正的“兵权下移”主要缘于清廷对新军的失控，缘于新军的地方化与革命化。与受人瞩目的北洋新军、湖北新军不同，浙江新军的“平庸”反而更能反映一般省份新军的时代特征。     

论中国古代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唐代法律与借贷契约的关系为中心

中国古代法律 (如唐代律令 )对契约的规制或指导 ,在总体上是 :部分的民间事务靠习俗调整 ,部分的则由法律调整。国家承认“私契”的地位 ,并承认它的规则。有关借贷契约的法律和契约实践表明 ,契约内容和契约活动是在法律规制下进行的。国家通过受理 (官为理 )、不受理 (官不为理 ) ,表达契约自由的限度 ;并有质物处理、保人责任等程序性的和实体权利义务的设定 ;律令规定往往是相衔接的。但在实践中 ,契约内容对法律又有遵守与抵触两种情形同时存在。在契约的履行方式、利息限制、质物交付与处理、保人代偿等问题上 ,这种冲突都比较明显。契约中还有“抵赦”条款 ,专门应对国家对私人债负的赦免效力问题。     

清代东南亚国家贡象研究

清代东南亚国家有向中国进贡驯象的惯例。这些驯象进入中国境内后按照固定的线路行走,到达北京后,由清廷专设的驯象所进行管理。居住在宣武门内的象房里的大象,得到管理人员的精细照顾,主要被清廷当做礼仪大象使用。19世纪中后期,随着越南、缅甸被西方国家占领,东南亚国家停止了向中国进贡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