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浙直总兵”考

明天启元年（1621）,明朝使者单凤翔一行渡海到达日本.单凤翔带来了两年前明朝“浙直总兵”申致日本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外交文书,试图就海盗问题与日本德川幕府进行直接交涉.关于这一“浙直总兵”投书德川幕府事件,明朝方面的史料难以考见,日本方面却留有颇多相关记录.但是,关于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王姓“浙直总兵”,日本方面的史料不明其人,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也均未对之做过相关阐释.文章试对该“浙直总兵”做考述,并因以管见当时中日交涉之一端.     

百年鱼塭：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的鱼塭经营

清代台湾南部的鱼塭经营是台湾史研究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本文利用晋江东石蔡氏的家族文献，结合地方史志以及田野调查等资料，对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布袋嘴的鱼塭经营进行纵向考察，同时就此个案反映出的股权经营形式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清代台湾的鱼塭经营有多种股权形式，一种为长期合股经营，另一种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更为复杂的股权形式，如蔡氏经营的北中横塭就有塭底份（大税）、韫佃份（小税）、现耕塭份，以及承包者再行转髅的堤份等。这些不同层面的权力，既与土地经营有某种关联或类似性，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     

韩国古代类书《芝峰类说》征引《鹤林玉露》考略

韩国古代著名类书《芝峰类说》共9次征引了宋代笔记《鹤林玉露》的内容，其中有7条与作者李啐光的诗论有关。《芝峰类说》对《鹤林玉露》的征引，以节录为主要方式，以阐发诗论观点为主要目的，体现了他深厚的学识和“尊唐抑宋”的诗学观念，也是当时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十告九诬：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

清代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诬告现象的普遍,有"无谎不成状"之说。究其原因,可以理解为在清代特定的司法结构之下,百姓的策略行为与官员策略行为的互动导致了清代诬告现象的泛滥,因之也成为清代司法的"顽疾"。就百姓而言,面对官府的"抓大放小"式的司法管理,选择诬告这一策略行为作为回应,以使案件得到官府的受理和重视。就官府而言,诬告犯罪本应是严厉惩治的行为,却因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被轻纵,这使得百姓诬告的风险降低,从而鼓励了诬告行为的发生。     

元杂剧“负心汉”形象成因分析

元杂剧中负心汉形象形成的原因有二：一是民族压迫的政治原因，包括当时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和元代文人仕途路断的残酷现实；二是传统观念衰落的文化原因。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元代遭受高压，普通市民常常陷入金钱物欲的诱惑中，人们已不看重恪守伦常。在以上两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当时人们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追权逐势，负心易妻现象十分普遍。元杂剧中的负心汉形象，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简论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

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有: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驳道家之"无"与释家之"空";以西洋哲学"实体-属性"之说驳中国哲学之"太极"与"理";用西洋哲学中之"发生论"释读"理生天地万物"之"生";以西洋哲学固有之"白板说"反驳儒家之"性本善"及"复初"说;以西洋"三司"知识论释读儒家之"仁"与"义";以西洋"生死"说置换儒家之"生死"说;以西洋哲学之"成见"颠覆中国"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观念;以西洋哲学中之"材料"与"形质"释读中国哲学之"气";以"物之元质"释读"太极";以西洋"原罪"说释读中国哲学之"恶";以西洋"定性论"驳中国"随性论";以西洋哲学之"本体论"驳中国哲学;等等。     

唐君毅人文主义的自由人权观念

唐君毅推举人文主义理想,强调人的普遍理性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理论根据.他更推崇儒学的自由精神,亦即孔子为仁由己的人格自由,儒家自尊尊人的大平等精神、和融贯通而充实圆满的人文精神.此种人文精神显现出宽容的性格与可能开展的民主涵养.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的人权观念、文化价值的自由学说与以理性为主的人权哲学这三个方面,探寻及反思唐...     

论《唐律疏议》中的自首制度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其结构之严谨、内容之完备,影响及于古今中外。唐律中出现的自首制度的规定,深刻、系统和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刑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技术。唐律中对自首的规定,尽管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值得今天的法律史学者去分析和研究,以吸取其中有益的内容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以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清末川边垦殖

改变传统的“因俗而治”,实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清末筹边奏疏的议题重心和政府治边“新政”的政策导向,大量档案文献证明,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首次将边疆的经济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川边的移民垦殖,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当局寻求川边治策的重要内容。     

论明初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调适与定型

明初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经历了"多封众建"、"以教固政"两个阶段,反映出治藏的步骤,首先明确了藏区是其治下的一部分,然后不断完善管理藏区的办法,实质上亦是其治藏政策的调适与定型的历史过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明王朝的自身实力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另一方面表明明王朝对藏区社会认识与了解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