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吏德”论

中国古代清官的“吏德”,是中国特定文化塑造出来的一种廉政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官“吏德”,主要留存于哲人、明君、贤相、清官的警策语录中,内容比较宽泛,主要有四点：一是清正廉明的勤勉;二是知耻好洁的慎独;三是民胞物与的仁恤;四是正道直行的坚守。学习与继承古代清官的“吏德”,能进一步提升公务员道德素养,改善执政环境,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涉警网络舆情危机处置探析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的凸现期,涉警网络舆情危机时有发生。涉警网络舆情危机具有突发性、传播性、破坏性和交互性等显著特点。因此,公安机关应及时掌握涉警网络舆情动态,运用"公安网络舆情引导管理系统",完善涉警网络舆情预警研判和应急处置机制,掌握网络舆论引导主动权。     

战败前后日本的社会世相和知识人的心路历程——对作家高见顺《战败日记》的考察

《战败日记》的价值,在于真实地记录了战败前后日本社会的众生诸相的同时,如实地记录了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中一个有着前述思想背景的日本知识人内心的苦涩、酸楚、愤懑和挣扎的心路历程,表现出了对自己以及日本民族和日本国家的反思和批判,展示了这一时期日本人精神史的重要一页。     

在我国建立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罪犯出狱新模式

我国重减刑、轻假释的现状源于刑法规定中的逻辑悖论,由此影响了减刑假释制度对罪犯更新改造、重返社会、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降低刑罚成本功能的有效发挥,影响了假释的广泛适用,不利于监狱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应适当降低假释标准,提高减刑标准,以此来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     

自崇礼到重法（下）——以先秦士阶层“得君行道”观念为视角

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君、师分离,士阶层出现,“得君行道”观念随之产生。孔、孟认定道尊于势,不能得君,则以明道自任,道即为赋予礼以内在道德上的根据,彰显其仁心,其治道之重心在礼。战国中晚期,“势”观念勃兴,尊君思想张扬,荀子在“道”与“势”之间游移,因要尊君,遂将礼外在规范化,在治道上礼法并重。战国末期,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法家,将尊君推到空前高度,因得君之切而牺牲了行道之实;因尊君而尚法,其法治沦为君主“治”臣下和人民的工具。先秦时期,士阶层从强调“行道”逐渐转向“得君”,与治道从“重礼”向“尚法”之演变大体一致。     

社区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以珠海为例

本调研小组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发现并分析了当前珠海市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了解程度不高,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均衡,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率不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彻底落实"社区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为基础,以社区居委会为平台,多元化地拓展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渠道,创新调动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民间组织潜在动力的实际措施,建立社区民间组织宣传机制,扩大社区民间组织影响力,让社区居民更加了解社区民间组织。     

中国对菲律宾文学研究述评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菲律宾文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是中国有选择性地翻译、简介菲律宾文学名家名作;中期是菲律宾华文报刊与中国的报刊共同关注"菲华文学";后期是对菲律宾文学特别是菲华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对菲律宾文学的总体性介绍;对菲华文学的宏观论述;对菲华文学与中国文文学学关系之探究等。随着时间的迁移,研究逐步细化,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问题。比如研究整体上重"华文"文学而轻"非华文"文学等。     

依法治理视域下人民调解发展向度探析

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高发频发多发的态势,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下,充分认识人民调解具有的社会治理属性,在依法治国要求下更加重视和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拓展职责内涵,强化法治思维,完善制度保障,更好地发挥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作为社会矛盾化解器的重要基础性作用。     

从性别角度谈和谐社会建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男女平等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推进性别平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只有全面提高妇女素质,才能为男女两性的和谐发展奠定能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