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机械企业一线职工收入分配状况的调查分析与对策建议

经调查,2007-2009年近三年来,山东省机械企业一线职工的工资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偏低,职工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职工对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参与度低,职工对收入分配不公平反映强烈。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有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乏力、企业内部工资决定机制设置不合理、工会组织发挥作用不够等。改进的对策和建议是：加快修订和完善企业工资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措施和手段;指导企业建立公平合理的工资分配机制;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调节企业收入分配中不可代替的作用。     

犯罪人罪后行为分析：传统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继承与发展

犯罪人罪后行为分析技术在追逃、制止继续犯罪、收集犯罪证据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侦查价值,它的理论基础是托尔曼关于犯罪环境、犯罪心理、犯罪行为的三大变量理论,其事实基础包括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从本质上看,它属于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范畴,是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继承,但是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是发展基础上的基础。它延伸了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思维过程,同时拓宽了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应用对象、适应的案件类型,以及实施的目的等。     

论被害人谅解对量刑的影响

犯罪是对被害人的直接侵害,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过程中,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直观的感受。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该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并在量刑时加以考虑。但被害人谅解是否对于法院有必然的约束力则不能一概而论。笔者从被害人谅解影响量刑的依据、限度、条件及监督保障等方面对被害人谅解与刑罚适用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只要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和保障,将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的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是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     

协动主义：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定位——基于人民调解的制度规范与地方实践的分析

关于人民调解的规范文件贯彻了司法最终救济的理念,但由于各地方纠纷解决需要的差异,实践中形成的不同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模糊了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构建一个功能互补的纠纷解决的生态系统,必须在确立司法权威的同时,按照解纷合意获得的不同样式,确定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的程序协动关系。     

当代中国女性就业权利的现状分析及救济机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关于女性就业方面的法律规范保障不够全面,加上现实中职场中的不公正的潜规则的影响,致使损害女性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文在对我国目前女性就业权利的现状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保护和救济机制的完善建议。     

浅析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法制化逐渐加强,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政府责任为基点提供法律援助很难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在当前需要国家与社会加以互动,充分地整合社会资源,如此既可以补充政府法律援助力量的不足,拓宽提供法律援助渠道,又可以使法律援助能够更多地向潜在的受援人延伸,发挥法律援助预防冲突的功能,扩展法律援助的延伸力。     

建立我国夫妻侵权的民事救济制度的思考

夫妻间的侵权是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地转变,人们对于夫妻间的侵权越来越注重寻求法律的途径解决。文章就实践中出现的夫妻侵权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对建立夫妻间侵权的民事救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并对夫妻间的侵权行为进行民事救济的条件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师人事立法规范的思考

在高等职业教育中,教师是核心。建立一支优质的师资队伍,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决定因素。就目前而言,可依据规范高职教师的人事立法时间都较旱,与之配套的制度缺失,致使相应的法律法规不能充分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和内涵,制约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立法进行整合修订,建立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定相关的教师资格制度、教师培训制度及其他保障性的措施,使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有法可依。     

论警察人权的保障

警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人权状况不容乐观。警察执行公务过程中的人权受损现象未有改观,警察人权潜在的受损状况日益突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警察人权保障工作。保障警察人权的核心是树立＂以警为本＂的全新理念,以此为指导创新警察人权保障机制,建立专门的警察人权监督保障组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加强舆论宣传,提高警察的自我维权意识。     

交通与经济的互为制约——以近代中国西部省份为例

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水运、陆运建设与经济发展长期变化的演绎,论述了受到历史条件的束缚和自然地理的限制,近代中国西部省份交通近代化进程迟滞,进而阻碍了经济发展。通过案例分析,本文认为,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种要素投入,交通运输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从而制约了市场交易、商品经济发展规模乃至西部省份近代化进程;近代化进程中,西部省份每一次大的经济调整,实际都暗含着对运输力量与经济发展合理比例的强制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