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合作：入世后我国企业劳资关系的发展方向

入世将引起我国劳资关系的深刻变化,劳资关系的剧烈冲突将成为不争的现实。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实施的劳资合同战略为我国企业协调劳资关系提供了成功的经验。遵循“以职工为本”的管理思想,通过劳资双方的互动来加强劳资合作,应该成为我国企业协调和改善劳资关系的方向。     

苏联模式探析

斯大林所创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20世纪人类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苏联模式具有显著特征历史继承性、封闭性、社会主义本质同社会实践的背离、社会利益结构的不断变化同僵化的体制无法相容。等等。“政治大清洗”是苏联难以愈合的创伤。“个人崇拜”曾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而斯大林则把“个人崇拜”变成了苏联社会的主轴。     

潮流与现实悖反：我国机关法人之定位与重构

虽然国内外主流公私法理论基本认可国家主体性二元结构理论，大陆法传统更是认可国家的法人地位而否定国家机关的法人资格，并在立法上形成了公共机构非法人化的事实，但我国受前苏联国家特殊民事主体理论和国家机关法人理论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立法和理论上认可了国家机关的法人地位并延续至今。我国这种国家机关全面法人化的立法事实不仅与世界范围内存在的非法人化潮流形成逆反，造成公法人向私法的遁入，而且与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国家机关的非法人化形成悖反，使机关法人的独立责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虚名。因此，在界分公法与私法的基础上，将国家机关的行为主要限定在公法领域，从而在私法领域中原则上否定其独立法人地位，只令其具有辅助国家私法人格与公共职能实现之作用，只有为实现公共利益与公共职能之必要时，例外地承认其独立法人地位。     

浅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潜在犯罪风险及防范对策简

2013年78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在试点更加宽松、自由、开放的金融、贸易、投资政策的同时，也给上海公安工作特别是上海公安经侦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为此，公安机关必须从主动发现、主动预警、主动防控的角度，研判上海自贸区建设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从金融、商贸、涉税等领域分析自贸区可能多发的经济犯罪，并在此基础上，从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和刑事打击三个层面，提出预警性、延伸性的打防策略和政策性、体制性、机制性的工作建议，以期为相关职能部门堵漏补缺提供参考，更好地服务改革发展大局、服务上海自贸区建设。     

苏联为什么会终结?

1991年 3月17日全苏公投仍有高达 76%民众支持保留共同国家.但不到 9 个月之后,别洛韦日森林声明即宣布苏联终止存在.假如在公投举行以后,不是采取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方针,而是循序渐进地建立一个"软"联邦,一开始仅限于建议签订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的协议,分离主义者的目的就不会达到."8·19"事件更多是起了雷管的作用.先前的发展方式挖了苏联的墙角.导致苏联垮台的深层次经济原因体现在行政管理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上.而由国家结构中长期缺乏联邦制引发的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危机,是苏联解体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保留苏共作为确保苏联统一的机制,其必要条件是党本身的民主化.制约苏共民主化的主要力量是党的机关,它实际上处于选举出来的党的机构之上.在帮助苏联走出经济困境方面,西方甚至"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而困难至极的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苏联的解体.     

韩国FTA政策与东亚区域主义的未来

本文首先阐述了韩国过去与现在的贸易政策,以及韩国FTA政策从区域内向区域外的转变,并分别从国际、地区和国内三个层面详细分析了这一转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韩国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对东亚区域主义的影响。随着更多的亚洲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将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积极影响。东亚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东亚各国是否有能力来共同协调相互间的利益。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高校教职工利益维护长效机制研究

为顺应时代变迁和"场域"置换等所带来的挑战,有效回应高校教职工利益诉求,社会管理机制是应对的一种新理论。就高校的工会工作而言,可以通过"有为"来实现"有位"。为此,需要建立健全高校教职工利益维护的长效机制,即利益表达、补偿、保障、激励、促生机制,从而使高校工会的"精"、"气"、"神"得到高度统一,有效维护高校教职工的切身利益。     

基层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策略研究

工资集体协商是今后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建设和谐劳动关系工作中的一出重头戏，因此，在协商代表组合、提案目标拟定及协商的策略与技巧等方面提出较高的要求。也是保障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增强企业员工凝聚力的必要条件。     

Transatlantic Economic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chieving Togetherness but Missing the Bu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nging context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with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identifies key areas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GPE and in particular the potentially revolutionary shifts caused by global instabi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economic powers. The argument then explores chang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 and the US, within a general framework of continuity creat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competition and convergence. These contextual factors are then related to patterns of Atlanticism and transatlanticism, to questions of values and identities in the GPE and to the possibility of an EU–US 'grand strategy' for the changing GPE. The conclusion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re is perhaps more secure ground for a sustainable EU–US 'compact' than previously, the EU and the US may have 'missed the bus' in terms of jointly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economy.     

中缅建交前后两国经贸关系述论

1945-1953年,中缅经贸规模和数量都较为有限。然而,由于中国推动双边关系方面的努力、“金三角”问题和大米贸易的杠杆作用,使两国经贸关系在1954年取得突破性的发展。中缅建交初期,在两国经贸发展中政治因素多于经济成分的这种模式,至少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缅甸放弃“缅甸式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