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     

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社区类型探析——以西双版纳傣族村为例

发展中社区是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变时期的一级社区类别,其中的农村社区向城市转化过程有不同的表现状态,具体类别有城市化转变型和城市化发生型。城市化转变型是村民完成了身份转变,社区职业分化缓慢,保留少量农业;城市化发生型是农村社区发生非农职业,一些农民脱离农业从事新职业,新职业是城镇化的发展因子。     

现代城市共同体研究范式的演变

城市化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关于现代城市与共同体关系的认识.近一个多世纪来,这一认识过程大致经历了从"现代城市与共同体对立论"到"现代城市与共同体相容论",再到"现代城市共同体形成过程论"这样三个阶段,滕尼斯(F.T0nnies)的"gemein.schaft/seUschaft"理论、麦基佛(R.M.Maclver)的"community／aussociation"理论和奥田道大的"城市共同体"分析模式分别是各阶段的代表性理论.     

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社群心理边缘化趋势的分析

农民工子女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某些客观因素导致农民工子女社群心理出现边缘化趋势，这种群体心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要采取措施及时遏止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过程中社群心理边缘化趋势，避免生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心理温床；迅速加强有利于城市融入的功能性建设，避免农民工子女因城市融入障碍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通过制度化建设加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对公平正义的内心确证，避免削弱社会稳定的根基。     

城市化与“城市病”——以近代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些社会和环境问题凸显,困扰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并影响日后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过大,给居住、交通、就业、环境等都带来一系列问题。揭示这些问题,在城市管理方面可供有关部门借鉴。     

我国县城城镇化政策的适配性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党的十九届五中会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国际国内发展双重压力的现实需求下,县城成为新时代中国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关键钥匙.基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引入"适配性"概念,构建了"政策工具——政策建设场域——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对60份中央和省级县城城镇化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县城城镇化建设正处于...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

农民工既是我国城市化的产物,又是我国城市化滞后的表现,成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这种独特性折射出农民工的非农化并没有带动他们的社会身份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变得更加艰难和复杂。如果没有社会身份的转变,农民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这里的关键是只有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建立统一的社会流动平台和基石,才能谈得上农民工实现了真正的社会流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行政管理支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

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长期来说,三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与行政管理支出负相关;行政管理支出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短期来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都有惯性上升的趋势,其它变量的波动对其影响不显著;短期内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惯性增长趋势,同时受城市化水平波动的影响;而且,三个变量对上一期非均衡的校正能力都很弱。     

城市减贫的权利再现

城市贫困的发生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城市权利的实现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多伴随着贫困的治理,收入的差距最终将摧毁城市健康成长的物质与权利结构。中国的城市贫困隐藏在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体现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个体争取;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城市贫困则体现为公共生活的机会丧失。从现象上看,城市贫困呈现出空间与职业的分布特征,但是劳动才是城市生活的权利起点,因此劳动权的保障应该成为城市政府的政策起点。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权利差距势必驱动人口流入沿海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单向度的权利选择,给一些城市增加了治理难度。因此,中国的城市治理还要立足区域协同发展,确保无差别的城市权利的全过程保障。     

台湾地方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变迁及影响分析

传统西方分权理论中的“奥茨定理”认为,权力向基层政府下放,有助于改善公共服务。然而在台湾都市化进程中,2010年台湾部分县市合并升格为直辖市,以此同时,原有的乡镇政府改为从属于市（直辖市）的区,基层政府的权力出现向县市一级政府集中的现象。在对台湾基层政府体制沿革历史梳理基础上,作者通过实地调研,对这一基层行政体制调整的动因、特点、内容及影响进行了分析。本研究发现,台湾都市化进程中,基层政府权力向上集中有利于提升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规模效益的需求,得到广泛社会认同,但同时,也导致国民党对基层的控制有所减弱,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