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重构

全球化从物质和观念两方面对包括个人、组织、民族和国家在内的各种关系产生着重大影响。公共管理的变革是各国政府展现新面貌所需要面对的首要任务。全球化从国际规则制约、权力权威的多元和国家控制力三方面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当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中的合理因素 ,结合我国实际 ,从政府和公民两方面努力 ,构建平视型公共管理模式。     

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西方国家的经验

本文从当代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信任赤字出发,对公共行政中的信任问题以及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界定,分析了信任在公共行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过程中在重建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方面的努力.     

我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的调查报告

对62位90岁以上老人的调查结果显示,老人中比较明确的有利于健康长寿的因素主要有:身体内部重要器官健康,较强的自身抵抗力,顺其自然的心态,友好的人际关系,荤素搭配的饮食结构,良好的睡眠习惯,优越的居住地,较好的自然地理环境等。注意这些因素,对于增进老人健康及其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重要意义。     

北京市女性老年人口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男女两性寿命差距不断扩大,老年人口中女性老人所占比例不断提高。由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晚年阶段形成的女性老年人问题将更加严重。本文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0.95%的原始数据对北京市老年女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描述,结果表明,北京市女性老年人的教育程度、在业率低于男性老人,而丧偶率、经济依赖性则较男性老人高。最后对北京市女性老年人口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提出在就学、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护老年女性实现晚年的平等权益。     

关注艾滋病对老年妇女的影响

老年妇女同样面临感染艾滋病风险,她们的感染人数在悄然增长。子女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对老年妇女的经济、健康、心理和晚年保障各方面产生严重后果。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她们还担负着照料和支持艾滋病子女的重要角色。在以往艾滋病的研究和行动中,公众、研究者和决策者都忽略了艾滋病对处于年龄和性别双重弱势地位的老年妇女的影响,妇女在艾滋病相关工作中很少得到关注和重视。因此,有必要了解艾滋病对老年妇女的影响并研究应采取的对策。     

论我国新型政民关系的构建——基于和谐社会的视角

政民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晴雨表。构建新型政民关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服务型政府、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政民关系中存在诸多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加速第三部门的发展和成长,完善监督机制,以促进我国新型政民关系的构建。     

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与领事保护

近几年,海外中国公民面对的各种安全威胁骤然增加,导致人身、财产等多方面的重大损失,对我国领事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外交部加强了领事保护工作的应急、磋商、协调、预警等机制建设,为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海外中国公民的急剧增加和安全形势的日趋复杂,我国领保机构还必须解决人员不足等问题,加强预警效果,以进一步提高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利益的能力与成效。     

刑法框架下见危不助犯罪化的具体考量

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要求,刑事立法也应从"一体化"的要求出发,在研制出法律文本的同时顾及司法与守法的可能。通过对见危不助犯罪化的刑事立法本身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实际效果进行分析与研究表明,将见危不助行为犯罪化的做法,无法在法益判断上寻求到立法的根据,司法实践中也会遭遇无法解决的困难。将道德纳入刑法体系,未必见得公民便能确立对法律的忠诚,刑法并不是我们在规制见危不助行为方面所能达致的普遍共识。     

公民行政法主体性地位解读

我国公民在行政法上主体性地位很低,无论立法层面,还是执法层面,而这些又源于理论上对公民行政法主体性地位的关怀不足。所谓主体性是个人(主体)谋求自由、独立的自我意识,即获得法律、社会认可并受到尊重的权利能力资格。人的主体性使行政共同体有了元要素的基本构成,使行政共同体有了建构的可能性。公民行政法非主体性主要表现在:公民行政法"相对人"的称谓;实践上公民与行政主体地位不平等性;公务员不是行政主体。公民行政法主体性地位的完善包括两方面:一是与行政机关成为一体即作为行政共同体中的一员;二是与行政机关成为一体即公务员成为行政主体。     

“限权”与“赋权”——从警察检查公民住所谈起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警察进行行政检查作了具体的规定,修改后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对该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两者对此问题的规定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不相一致之处。对此,应当首先理顺立法,并对执法中遇到的法律理解与把握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