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外交与俄美关系

未来一个时期内,为振兴国内经济,俄罗斯将继续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缓和关系、减少摩擦、避免对抗,以引进外部资金与技术;继续推行东西兼顾的欧亚平衡战略,推进亚太外交;继续把独联体外交作为"绝对优势"课题,全力保卫这一安全屏障和战略空间;继续反对美国和西方的挤压与进逼,但适当做出让步,避免正面对抗,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令人注目的普京外交

普京就任俄总统后进行了外交大调整.首先加强了在独联体的主导地位,抑制了美国在独联体内扩张的势头.以独联为依托,普京积极推行平衡东西方的"双翼外交".普京加强与改善了同西欧,特别是同欧盟的合作,摆脱了美国的制约,同西欧国家营造了较好合作氛围.普京加强同东方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推进东方外交.普京的"双翼外交"使俄在东西方之间争取到较主动的地位,扩大了俄的回旋余地.普京外交讲究斗争艺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普京外交已取得明显成效.     

郑和--中国和平外交的先行者

开展和平外交,是郑和下西洋最主要的目的和活动.郑和船队尊重各地习俗,礼待各国统治者和人民,积极进行文化交流,开展平等贸易,促进了中国与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建立.郑和下西洋忠实地执行了明王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谱写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柬埔寨问题与新加坡地区外交的转机

柬埔寨问题是东盟做为外交共同体出现于国际社会的关键，展示了东盟及其成员国为地区事务所做的共同努力，新加坡表现尤其活跃，在协调东盟内部分歧、促进柬埔寨抗越力量的联合、促使问题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柬埔寨问题的出现为新加坡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契机，改变了其地区形象，增强了其对地区合作的信心。柬埔寨问题是新加坡地区外交的重要转机。     

俄罗斯外交中的欧亚主义文化特征

苏联解体后复兴的欧亚主义具有文化特征和理论意义，对当代俄罗斯外交具有重大影响。俄罗斯欧亚主义是俄罗斯自身文化因素的产物，研究具有鲜明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欧亚主义，可以更好地审视当今俄罗斯外交政策。     

日本外交的“钟摆”现象

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概括起来说，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小泉下台以后的历任内阁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继续。关于小泉以后至管内阁以前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具体可以分3个阶段来考察：第1阶段是安倍、麻生的价值观外交所体现的“疏美防华”倾向；第2阶段是以“新福田主义”为特点的“亲美返亚”倾向；第3阶段是以鸠山的“友爱外交”为中心内容所表现出的“脱美入亚”倾向。其中，安倍的“疏美防华”仍然未消除冷战思维的阴影；鸠山的“脱关入亚”略带理想主义色彩；只有福田的“亲美入亚”具有现实性，预示着日本21世纪对美、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也是菅内阁外交政策的方向标。     

青年外交特征分析

青年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外交活动走向多元化的重要标志。目前，青年外交日渐呈现出由边缘走向中心、由补充走向主流、由双边走向多边的特征。     

90年代印度实行经济外交的原因及主要措施

进入2 0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得经济实力在一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突显,因此,印度一直奉行的尼赫鲁外交思想已不适用,自1991年拉奥上台以后,印度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推行经济外交,突出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并通过经济手段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取得了显著效果。本文就印度实行经济外交的原因、主要措施与实践效果作一个简要分析。     

制约俄罗斯能源战略与外交实施的因素探析

“能源超级大国”俄罗斯于2003年5月出台了《俄罗斯2020年前能源战略》,使油气能源成为实现国家外交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俄罗斯政府在推行能源外交过程中,受到以下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第一,油气工业本身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第二,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第三,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变动对能源出口战略造成直接影响;第四,地缘政治也是掣肘能源外交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俄罗斯政府在能源战略上出现重大判断和运作失误,也可能给外交带来负面影响。     

The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tic attributes of a developmental state: South Africa as case study

With South Africa having declared itself a developmental state, this paper posits that if a developmental state is one that drives development, then the foreign policy of such a state should pursue development as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goals. Similarly the diplomatic corps of such a state should prioritise economic, commercial, para- and public diplomacy as drivers of diplomacy.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should be the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tic attributes of a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authors, through an exploratory approach, seek to analyse how well the state has fared in achieving this objective. To be a successful developmental state, a strategic capacity should exist and a clear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the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 should be formulated. Old paradigms about the role and functions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are challenged and a meritocratic diplomatic corps is strongly advocated to support the state's declared developmental go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