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ttish parliamentary record scholarship in the devolution era

In 1707 Scotland’s parliament ceased to exist. Yet it has since been the subject of two monumental acts of record scholarship; the Acts of the Parliaments of Scotland (1814-1875)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Records of the Parliaments of Scotland (2007) in the twenty-first. Using the first of these as a touchston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records of the pre-1707 parliament are presented, positioned and interpreted in the second. Unlike the nineteenth-century edition, which was produced in an era when adherence to the 1707 Act of Union with England went all but unquestioned, the twenty-first-century version was created during a period of constitutional devolution amidst a national debate over the question of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pproaching this new edition of parliamentary records as a cultural product, shaped and informed by the context in which it was created, therefore enables us to learn much about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cotland has changed since its predecessor was published. From there, the article questions the assumption that present-day understandings of Scottish identity are primarily civic and forward-looking, and argues that they are in fact partly based on claims which, whether secessionist or devolutionist, are fundamentally historical.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道路的一个解释框架

创造性地阐释当代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历史变革,要求我们发扬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精神传统,保持现代性文明自身发展的生命张力,发挥国家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普遍权威,规约资本与劳动、文明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构建财产权保护与法治自由的制度体系,把握批判与建构的双重逻辑,保持历史与伦理的内在张力,这是推进中国道路的基础性工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以市场法则、资本逻辑与财产权表达的内在统一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道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有生命力的哲学范式和阐释框架。     

为什么新儒家需要一个文化-历史哲学--以梁漱溟为案例

现代新儒家不仅深入诠释了传统儒学的心性智慧，而且做了传统儒学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构造系统的文化-历史哲学。现有研究对这种理论努力的特性缺乏仔细解释。对于儒家传统来说，高明的心性智慧与实际中国社会与文化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近代中国形势赋予这个问题以新的严重性。对梁漱溟的分析，显示这个问题的压力如何促使他构想关于中国文化与人类历史的哲学，从而表明理解这个问题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格局。     

百年中的中国民法华丽转身与曲折发展——中国民法一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民法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其中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和民国民法典在中华法系民法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个华丽转身,走向了继受欧陆民法的不归路,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了中国民法的现代化。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民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终于迎来了21世纪民法的繁荣和发展。总结经验教训,21世纪的中国民法应当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创造中国民法的辉煌,造福于21世纪的中国人民。     

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到“效果历史”，就是提醒我们要在理解本身中摆脱偏见，显示对象的历史实在性；历史分析法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之一，强调要结合对象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处历史背景具体地分析对象，任何以偏概全、任何盲目抬高都不是正确认识对象的态度。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要具体地、历史地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思想。     

发展哲学视角下的历史分期与科学发展

发展哲学认为发展是人的本质,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一本质逐步展开的过程,总体上划分为三个历史时代:生存时代、发展时代、自由时代。历史时代划分的标准和基础是人的内在价值扩充体现的能力、水平和效果。这种划分更具有历史根据、逻辑力度和现实诉求,体现了人的内在本性及其矛盾进化与历史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     

中国法制史教学改革探究

目前,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实践存在着学生学习兴趣的缺失、教学模式的单一、教材体例的僵化、授课教师的极端化等诸多问题,为改变这种教学困境,必须从转变教学理念、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方法、革新教学内容以及对授课教师的培养几方面着手。如此,才能走出中国法制史教学的困境。     

刑诉人权保障国际标准的历史渊源

刑诉人权保障国际标准发端于西方近代保障人权的刑诉制度，本文深入研究了该标准这一历史渊源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其对标准的深刻影响，认为要在中国刑诉领域中贯彻该国际标准必须借鉴西方相关制度和理论，进行更为广泛的基本制度的改革。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连载之一）－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科学第一次应运诞生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客观条件是科学三大发现惊人,技术三大发明震世,资本主义三大矛盾凸显,工人运动三大浪潮叠起,思想理论三大成果凝聚;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主观条件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亲密战友参加三种社会实践,实现三个根本转变,批判三个思想来源,进行三场理论斗争,构建科学三大组成部分。当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有新认识、新理解和新表述。     

党史研究与中共执政党建设——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兼谈党史研究的实用性问题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语言“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党史研究的经验和启迪。拟就从内容、思想、选材等方面对该书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党史研究的实用性与执政经验总结问题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