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法治与德治的反思

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属后发外生型进程,相对于西方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它表现为人为的强劲推进力,而伴随这一历史性变迁的,就是中国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化。其间,德治秩序的解崩与法治秩序的构建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在依法治国进程中重新定位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话题。本文通过对法治与德治给予应然的关切和实然的解析,并由此阐明笔者对“依法治国”内涵的理解。     

大理国时期的彝族习惯法

大理国时期,是彝族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彝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在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控制中充当重要角色的习惯法也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彝族地区社会组织,日常生活及刑事法律方面均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习惯法规则,并在其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着比官方法更为重要的作用。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公安情报信息工作探讨

公安机关要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稳定,就必须高度重视公安情报信息工作。公安民警在树立信息主导警务理念的同时,还须明确情报信息的工作要求,重视信息采集的范围、渠道与机制,狠抓情报信息的整合与研判,拓宽情报信息应用的范围。     

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论析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理论问题。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包含公平、效率、实践性、可行性等,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的关系是其中最基本的价值问题。转轨时期的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应以社会公平为第一要义,以“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替代“效率基础上的公平,”塑造和维护社会公平,为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保证

近年来某些领导干部存在的领导作风、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等问题已成为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可以说,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将直接影响我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解决。为此,必须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有效控制和解决社会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新时期党的基本纲领的重大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集体,运用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在对那些涉及党的基本纲领若干重大是非问题的认识上,形成了进一步创新:破除了把搞社会主义简单地当作一种“政治”斗争的认识,树立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经济”与“政治”相统一,并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革命任务观;破除了把私有制看作绝对坏的东西和主张尽快消灭私有制的认识,树立了“公”“私”共存,以“公”为主的经济发展观;破除了传统的单纯“按劳分配”理论和讲“资本”就是“剥削”的认识,树立了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突出科技创造力的劳动价值分配观;破除了工人阶级只能永远“无产”的认识,树立了既看职业身份,又看政治表现,重在掌握好政治标准的阶级成份观。     

社会转型期群体事件透视

社会转型期是矛盾多发期，群体事件就是其重要表现之一。社会转型期群体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它具有突发性、复杂性、对抗性及组织性等特点。当前，应通过建立信息情报工作机制、舆情披露与正确引导机制、法制处理机制等途径，创新社会转型期群体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机制。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警察

抗战八年是国民党政权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警察机关基本上围绕抗日战争的需要进行机构调整和警务活动,主要是调整中央警察机构及其职能,改编地方警察并增强其活力,加强专业警察工作,强化宪兵、保卫团、特务组织的警察职能。     

最高额保证合同问题论析

最高额保证合同常见于银行贷款关系中,由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同于普通保证合同,该类合同在保证期问、债务额的确定及当事人权利义务上均有很大的特殊性,要正确处理该类贷款担保的法律事务,必须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相关法律概念加以正确的理解,明确其与普通保证合同的差别。     

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研究

现阶段我国农村的群体性事件,总体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对抗性、非政治性和人民内部性。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原则上应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要采用民主的方法、法制的方法、说服教育等方法来妥善解决,尤其是要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上减少不稳定因素,维护农村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