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生校外兼职的劳动权益

大学生兼职过程中享有劳动者应有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大学生提供担保,也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证件;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向大学生提供报酬,并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大学生有权拒绝执行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行为并不构成违反劳动合同的行为。     

劳动者发展型利益保护论析

劳动者的发展型利益是相对于生存型利益而言的,涵盖了更高工资、更好劳动保护、更多培训机会、 合理工作时间、体面劳动等方面。本研究在对发展型利益及相关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分析劳动权中的生存 意涵和发展意涵,提出构建劳动者发展型利益保护的立法原则设想。研究认为：发展型利益是劳动者实现自身 权益和全面发展的正当要求;应充分发挥劳动法对劳动权的保障作用,区分生存本位的劳动权和发展本位的劳 动权,积极实现劳动者的发展型利益。研究建议,应从四个方面重构劳动立法的原则：从资本优位到劳动优位, 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从割裂权利到整体权利,从促进就业到促进发展,从而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劳动法的 立法本意。     

《民法典》时代的劳动者私生活安宁权：确立与实现

劳动者私生活安宁权的生成，既得益于《民法典》的颁行，又源于网络化时代劳动者私生活安 宁权益保护的迫切需求。从权利性质上看，劳动者私生活安宁权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然而，在当下 其权利实现却面临诸多困难，表现为与雇主监督管理权的矛盾及冲突，《民法典》隐私权保护框架的不周延性 以及劳动法保护规范的滞后性。研究建议，就劳动者私生活安宁权的实现路径来看，一是要对《民法典》的保 护路径予以细化和调整，二是要在劳动法中创制新的制度与规则对劳动者进行特别保护。与此同时，应遵循 “两 步走”策略，以协调《民法典》保护与劳动法保护之关系，从而充分实现劳动者的私生活安宁权益。     

论监狱职能本质属性的回归及其他

建国后 ,监狱职能出现错位 ,不仅冲击惩罚和改造 ,而且滋生腐败。其原因主要是 :经济发展水平低 ,职能定位不明确 ,理论上的片面性和利益驱动所致。对监狱职能本质属性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学术界曾就此展开了讨论和争鸣。它对我们的启示是 ,应解决好监狱学研究中的有关方法论问题。     

从就业保障权看我国劳动法

就业保障权是我国宪法保护的工作权的衍生权利。国际法对此权利的丰富内涵已有明确的标准。以这些国际标准为基准,分析我国现行劳动法对就业保障权的保护程度,并分别从反对任意解雇,限制固定期限合同,提高就业能力三方面对劳动法条文及其实践进行了考察。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三维探析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不是平滑的线性推进,而是在与社会历史实践相联系的三个理论层面上的有序推进。具体表现为:以异化劳动为尺度的现代性伦理批判;以分工为基础的现代性实证批判;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本质批判。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三重维度对当今资本主义批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关于监狱企业发展劳务经济必要性的探讨

监狱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是深化监狱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监狱经济的重要措施。文章从监狱体制改革入手．分析了劳务经济对改造罪犯和提高监狱企业经济效益两个方面的作用、探讨了监狱企业发展劳务经济的必要性。     

中国性别工资差距实证研究综述

本文对近年来关于中国性别工资差距的实证研究作了系统综述。对每一项研究,本文都从内容、方法、使用的数据、结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有两个发展趋势:第一,由研究男女在平均工资上的差距发展到研究他们在整个工资分布上的差距;第二,由单纯研究男女在工资方面的差距发展到研究性别工资差距与性别职业(或行业)隔离、性别劳动参与率差别等的相互关系。     

人口再生产价值视角的女性生育和劳动权益保障

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进行了几次调整,体现了国家对人口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认同,但是生育率未能得到有效提升,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遭受歧视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研究认为,生育与工作家庭的冲突是我国生育现状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全面三孩"政策可能加剧这种冲突.研究建议:应以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理论为基础,重新审视人口再生产在...     

The embedded flexibility of Nordic labor market models under pressure from EU-induced dualization—The case of posted work in Denmark and Sweden

While many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have responded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regulation that creates dualization between insiders and outsiders, the Nordic countries have opted for an embedded flexibilization in which strong unions and cooperative employers have combined flexibility and equality.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Nordic countries have come under pressure from an EU-induced dualization that has institutionalized mobile low-wage workers as an outside group. This article presents case studies of how Denmark and Sweden have responded to these challenges. While political processes have been different in the two countries, pressure from EU regulation and changes in employers' incentive to compromise implies that there is now a specific category of low-wage workers in both countries' otherwise egalitarian labor markets. The article, thus,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dualization by highlighting the pressure coming from EU regulation rather than national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