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文学中的美丑关系

本文三个部份,分别论述了公安文学作品中的丑陋形象也具有审美意义;对"审丑"与"审美"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传统文化、不同的民族和不同地域背景下的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审美心理;在公安文学中丑美相生相克的原理.表明在公安文学中存在着相当的丑陋形象本属正常,符合公安文学的审美特点.     

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历史承担--论比较文学的学理立场和策略立场

严守中立一直是比较文学作为学术"志业"的基本立场,但是随着消费体制的基础化和普世化,各文明的文化学术已先导性、前提性地介入了世界经济空间的争夺和占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警惕所谓"纯学理立场"中所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强调"中国论述"的本位意义,换言之,必须考虑作为跨文化交流之前沿学科的比较文学在学理立场和策略立场之间的制约、协调和互动.     

传承与突破——欧美华人女性自传文学创作谈

突破了传记写作与女性写作的窠臼,大陆出身的欧美华人女作家以跨文化人的身份在其自传体文本中开拓了一种超越性别角色、民族立场的创作视角。摒弃了尖锐的性别立场与女性私人叙事,作品把个人心灵史的展示与社会历史叙事相互渗透,其西方价值体系为本的现代意识、“女性个体生存观”与文化比较的视野等等使欧美华人女性自传体创作完成了对于现代中国女性文学、自传体文学、华裔少数民族文学在价值评判、文化反思、性别观念、审美范式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与文化政治问题

在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的阐释模式之中 ,“现代性”的模式实际上具有独特的阐释力量 :一方面 ,它能够穿透曾经被既有的现代性阐释置于盲区的“革命文学”以至于后来的“文革文学”;另一方面 ,其对学术视野的开拓亦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基本主题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解放政治”而到“改革时代”的“生活政治”。 9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主要包括 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与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同与话语政治以及文本策略与文本政治等等     

诱引的声色:袁宏道游记新论

袁宏道的游记 ,其新意在于出色地表现了自然妩媚诱人的魅力和人与自然生命间情感的“对话”。声色之美是袁氏体验和表现自然魅力的重要形式 ,声色之美也是一种价值体认。这种创造性 ,与作者看重个体的享受生活和审美生活以及对存在的深刻领悟密切相关 ,代表着晚明文学个性解放的精神     

想象与守望:青年流行文化中的文学脉象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已式微,但作为青年流行文化中的文学我们仍有话说.对这一脉象进行梳理;对其间的一些文学现象之动因进行分析,透过书写策略、流行价值、精神指向、觅见社会思潮、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等色彩,此乃本文之意旨.     

双重视角下的歌谣学研究--北大《歌谣周刊》对中国歌谣学研究的贡献

北大《歌谣周刊》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刊物和民俗学刊物 ,还是中国最早的和惟一的专门的歌谣研究刊物。它使中国的歌谣学研究初具形态与规模 ,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中国歌谣研究的中心。在民间文学和歌谣学因长期走文学化的道路而陷于困境的今天 ,该刊物从民俗学和文学的双重视角研究歌谣便具有更深的启发与指导意义。     

古代法律文献——中华法制文明的宝库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 ,中国法律制度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形成了特点鲜明 ,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 ,在世界上极具影响。古代法律文献也因之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 ,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局限于某一局部。文章意在弥补此不足 ,力求在能较为系统地向世人展示中国古代法律文献概貌方面起一抛砖引玉作用。     

抗战文艺运动述略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围绕"抗战"主题,与民族解放运动同步发展,运用文艺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内容.探讨抗战文艺运动,得出的结论是:文艺不能脱离现实,文艺必须宏扬时代的主旋律、文艺不能没有党的领导.     

Excursions Through Emptiness: Interwar Travel Writing on Northern Australia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 Australians grew increasingly anxious about their sparsely populated north. They had moral qualms about leaving land idle; they felt uneasy about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of their lacklustre efforts in the tropics; they feared a stronger, more resolute nation might rob them of their under-utilised heritage. While anxieties intensified, there was an efflorescence of travel writing on northern Australia, as cars and aeroplanes made this part of the continent a little more accessible. Like other travel writers, those on northern Australia in the interwar years did not confine their narratives to what they did and what they saw. They commented on the burning questions of the day: on what the future of the north might hold and whether Australia’s northern lands could sustain a prolific white popul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a range of representations of northern Australia in the travel literature publishe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varied assessments of Australia’s tropical environments and the racial misgivings that disconcerted attempts to envisage an all-white no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