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公共关系模式——地方治理理论的视角

强大的“权力性政治”和孱弱的“权利性公民”并存，导致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方面存在不足，束缚着地方公共关系的良序发展。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积极转变自身角色定位，从价值转换、理念提升、渠道拓宽和形象塑造等方面强化公共关系互动，为地方治理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     

法律援助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苏州市为例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各地不但设立了法律援助机构,而且还拥有了一批素质较高的法律援助队伍。本文以地方建设法治化政府的实践为例,分析了苏州市法律援助的特点,认为地方政府应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不断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这一政府职能,为社会提供积极有效的法律服务。     

从2018年地方选举看俄罗斯左翼政党发展态势

俄罗斯地方选举的结果往往能够反映出俄罗斯的政治社会形势、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情况以及精英的流动和发展状况,对国家杜马选举甚至俄罗斯总统选举都有一定的影响。2018年俄地方选举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普京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不仅失去多个地区的领导权,在地区立法机构的席位也大幅缩水。相比之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则取得了不错的竞选成绩,在所有参选地区的得票率都有所提升,大幅提高了在地区立法机构中的席位占比。但是由于政治当局的打压、左翼政党内部的分裂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局限,俄罗斯左翼政党在短期内依然无法与强大的政权党抗衡。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联合其他左翼政党和爱国力量,才是俄罗斯左翼政党复兴的长远之计。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外部民主评议模式——对南京市“万人评议机关”再研究

通过绩效评估可以提高政府效率，促使政府更好地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对于地方政府，外部民主评议模式比传统的上级政府外部监督模式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国现阶段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可以扩大民泉有序地参与政治，推动地方政府更积极地承担地方建设发展责任，而不是一味靠上级政府的压力与刺激进行地方治理。     

韩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富川市构建平衡计分卡系统为例

近年来,韩国在运用平衡计分卡改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上成效显著。富川市是在韩国构建平衡计分卡系统的标杆组织,其经验对平衡计分卡的中国化具有以下几点启示:要明确引进平衡计分卡的目的;要提高公务员对平衡计分卡系统的认识水平;要以培养内部专家为主;对新的绩效管理体系的开发不急于求成;指标的设置要力求真实反映国情民意及地区之间的差异;实施完整的变革管理程序;要谨慎处理公民参与评价的程度。     

认真对待法律的空间性

“认真对待法律的空间性”是《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的作者提出的一个命题。法律空间性的含义可以从“城市——乡村”、“国家——社会”、“西方——中国”三个视角来阐释，这种阐释立足于真实生活，对于法理学研究而言，这种立足真实生活的民众中心主义分析范式对中国法理学寻找个性化的话语，努力让法学言说更加靠近社会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治理兴起的动力体系研究——中西方的比较

“地方治理”是西方政治社会长期孕育、发展的结果，是建立在一定的根基之上的，其直接的动力是全球化、分权化、信息化的发展，而最终是由地方政府具体启动的。“根基”、“动力”与“启动”组成了地方治理兴起的动力体系。     

乡土社会的民间习惯与纠纷解决——以帮工习惯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法秩序分析乡土社会的帮工习惯,帮工习惯属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规范,是熟人社会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民间规则,具有分担民间社会风险的保障功能,主要依靠私人惩罚机制保障实施,背后体现了与国家法截然不同的乡土逻辑。在纠纷解决中,对于帮工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应当善用调解等非诉讼解纷手段实现法秩序的沟通。     

论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关系的法律调控

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构成内容,它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表现出再分配性、无偿性、赠与性、间接调控性等多重特点。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形式、数额和附加条件,都是财政转移支付法调控的重点。我国正在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应针对财政转移支付法调控的重点和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确立转移支付的目标,规范转移支付的形式,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的计算确定方法和附加条件的设定。     

Between Interculturalism and Ethnocentrism: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Indigenous Movement in Otavalo‐Ecuador

To what extent might an indigenous mayor govern beyond ethnically defined grievances, without being labelled traitor by the indigenous organisation?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Ecuadorian indigenous movement when it attains power in local government. The issue will be explored through the case of Mario Conejo, who in 2000 became the first indigenous mayor of Otavalo representing the indigenous political movement Pachakutik. Although ethnically based tensions in the local indigenous movement were evident throughout the period, 2006 saw Conejo leave Pachakutik and create a new political movement. This rupture can be traced, I argue, to an intercultural dilemma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ethnically defined political mov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