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责的社会化与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理论命运之反思

当前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在于,将期待可能性等同于规范责任论本身.罪责概念并没有固定的连续意义,随着刑法任务观的调整,它经历了重要的意义裂变.罪责的客观化与社会化意味着责任基础的改变,最终引起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的命运不仅折射出罪责领域所经历的变革,也折射出刑法的整个基本运作框架发生重大转型的事实.     

绝对独立论还是相对独立论?——兼评“新加坡益得满亚洲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

相对独立论认为,仲裁协议应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区分,对于基础合同自始无效或根本不存在的情形,仲裁协议亦应相应无效。绝对独立论认为,在独立性或可分性的适用上,无须对不同情况进行区分,即使基础合同自始无效或根本不存在也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绝对独立论乃是今后的趋势。     

物权变动模式之选择与交易安全

物权变动模式之争历时已数百年,交易安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物权变动与交易安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价值取向不完全一致,不应当合并在一起用一个规则来处理。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使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的问题都得到了较好解决,反对者所提出的诘难是不能成立的。     

两大法系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及在中国的合理借鉴

一般认为不方便法院原则起源于苏格兰,并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然而,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这一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和做法,这些类似的制度或做法同样体现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核心和实质精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及个案的公正。在中国,立法中过度管辖的存在和互联网立法的缺乏使得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引入存在必要性,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和司法实践又使得该原则的引入存在着可能性。应当结合有关的法律传统和司法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下混合犯罪概念的正当性探析

当前,对于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存在各种批判,从多个方面论证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可以发现,我国刑法的混合犯罪概念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它能够科学地解决刑法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不存在发生冲突时以社会危害性为最高标准突破刑事违法性进行类推的问题;它体现了社会危害性与形事违法性的统一,不存在社会危害性标准与规范标准冲突的问题;它由本文和但书两部分共同组成,不存在逻辑矛盾的问题。     

传统和合文化背景下的表达权

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开新与挖掘，吸收其积极思想，对现代公民行使表达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传统和合文化包括“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及“中庸之道”等重要内容。和合文化作为我国公民行使表达权的特有文化背景，不仅有利于实现对多元化利益表达的包容。同时，还有利于对个性化利益表达的支持，以及对冲动性利益表达的抑制。     

刑事政策视野下我国暂缓起诉制度之构建

暂缓起诉制度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重要的价值意蕴，虽然学界对我国是否应当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存在争论，但权衡利弊，我们认为，在我国建立暂缓起诉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困境与革命——对合同相对性的第三人解读

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法的一块基石。但是在合同相对性的本质中，就已经孕育了革命的种子——第三人。20世纪以来，经济的复杂化和交易的日趋频繁。使得这粒种子茁壮成长，并突破了它的内核，因此，应当承认革命者的地位，重新界定合同相对性的内核，建立第三人制度，平衡第三人与合同当事人利益。     

美国对有意义的警示性语言的规制

预测性信息披露人在披露预测性信息时，必须伴随有意义的警示语言，否则就有可能被视为欺诈，有意义的警示性语言是美国预测性声明的免责要件之一。美国判例法为有意义的警示性语言创设了具体的评判标准，它要求：警示语言必须具有针对性，语言在形式上是清晰的、显而易见的，警示性语言必须是与重要的风险因素相联系的，必须及时更新。美国对有意义的警示性语言的规制对我国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具有参考价值，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日本外交的“钟摆”现象

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概括起来说，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小泉下台以后的历任内阁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继续。关于小泉以后至管内阁以前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具体可以分3个阶段来考察：第1阶段是安倍、麻生的价值观外交所体现的“疏美防华”倾向；第2阶段是以“新福田主义”为特点的“亲美返亚”倾向；第3阶段是以鸠山的“友爱外交”为中心内容所表现出的“脱美入亚”倾向。其中，安倍的“疏美防华”仍然未消除冷战思维的阴影；鸠山的“脱关入亚”略带理想主义色彩；只有福田的“亲美入亚”具有现实性，预示着日本21世纪对美、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也是菅内阁外交政策的方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