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缅甸的中立外交政策

独立后的缅甸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中立外交政策,在与中美苏三大国的关系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冷战期间,缅甸与三大国的外交关系有以下特点:其一,缅甸与三大国都基本上保持着正常的关系,没有产生大的矛盾和冲突;其二,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从不倒向任何一方。其三,在与三大国的关系中,缅中关系显得更为密切,但两国仍属于正常的国家关系,并没有结成同盟。总的来说,缅甸的对外政策确实是中立和不结盟的。     

地缘性介入与制度性嵌构：美国亚太区域水安全外交战略

根据地缘利益诉求(攻势/守势)与跨国流域水治理程度(工具性/制度性)两个指标,可以将\"水安全外交\"界定为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展开的博弈行为。水安全外交包括冲突预防型、霸权引导型、水互动冷漠型和治理后现代型四种类型。作为霸权引导型的美国水安全外交战略,其核心是通过水的全球治理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国的地缘性介入,保障其水外交的战略利益;二是通过对区域水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嵌置和重构,保持其水外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通过水外交的四条路径(联盟和议题联系方式、同水外交大国的协调方式、国际组织议题嵌入、网络化伙伴关系)推进水安全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其水外交进程中,国内外的动因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水安全外交拓展自身在亚太的地缘利益诉求,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水治理原则和规范,嵌构以美国为核心的水安全治理体系,遏制地区大国(特别是中国)的水话语权,以最终实现美国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安全中的战略优势平衡。     

拜登政府对华态势考察：非战略军事阵线

拜登政府执政八个月,在战略军事领域不断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和反推。在战略军事阵线之外,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势和行为更加凸显竞争和对抗。它在贸易领域持续挑起涉华贸易争端和发动主要针对中国的供应链重组;在高新技术领域全面施行高技术\"脱钩\"和遏止;在外交领域推进旨在围堵和孤立中国的涉华盟友外交。在中美合作方面,可能的具体合作必然甚为有限,并且与两国间在世界威望、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意识形态影响和经济/技术方面的竞争复杂交织。拜登总统将中美之间愈发激烈的竞斗当成更广泛的全球意识形态竞斗,怀着一项自命的使命(\"拜登主义\"),即面对所谓\"专制主义的威胁\"和21世纪的其他挑战,要证明民主依然管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总纲正在浮现: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的相关目标不仅是对华竞而胜之,而且是对华完胜。中国既要不低估拜登政府的能力和已取得的效果,也要密切注意其客观困难和主观表现的上下波动,因而须对拜登治下的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多方潜能进行经久的开放性观察。量力而行、量利而行、注重成本、提防风险应当是起码的和迫在眉睫的基本方针,以此为前提才可正确谋划长远的未来方向。     

再论核禁忌

“核禁忌”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是具有感召力的。然而,“核禁忌”理论本身存在诸多矛盾和谬误之处。不使用核武器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禁止性规范,“核禁忌”也无法削弱核威慑的意义。从历史经验看,尽管自广岛、长崎之后核武器再也没有被使用过,但许多决策者都有过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只是根据理性分析、权衡利弊之后放弃了这一选择。而从政治心理学的层面分析,“核禁忌”理论显然夸大了单一规范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尤其在不同的利益相互冲突的场景下,国家安全往往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事实上,冷战后的全球核态势发展并没有受到这种禁忌的束缚,却时而出现倾向于使用核武器的势头。近年来,美国正对其核武库进行现代化升级并积极研发新型核武器。以美俄为代表的核大国也通过调整自身的核战略为可能实施的核打击大开方便之门。似是而非的“核禁忌”实际上反而增强了核威慑的必要性。虽然“核禁忌”在推动一系列核军控条约以及扩大无核武器区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单纯依靠观念的力量并不能引领人类走向无核世界。只要引发地区冲突和安全困境的政治根源得不到化解,核武器作为战争的工具之一就有可能被使用。而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核威慑的必要性在短期内仍然无可替代。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

中美两国安全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于维护两国安全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核威慑实力弱于美国,中美之间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战略稳定关系的不对称核稳定态势。中国对美国存在一定的核威慑能力,但有效性仍有差距和不足。这一差距容易使美国产生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思想。实施限制损伤战略、发展导弹防御能力、进行战略反潜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主要行动。美国谋求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打破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企图,与中国努力维持核威慑能力、维持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行为形成了两股力量相持的态势。中国应重点提升核武器的质量,提高威慑信号的传递效能,以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打消美国战略机会主义心态,维持两国间的战略稳定,特别是危机稳定性,筑牢遏制战争爆发的基础。     

当前东北亚安全困局及其“病灶”探析

2016年以来,因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及美韩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东北亚固有的安全困境更加突出,并引起相关国家及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密切关注。就当前而论,东北亚安全困境具体表现为朝鲜在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其核武器开发继续\"跃马扬鞭\";美韩以朝核威胁为由加强驻韩美军实力,包括不顾中俄强烈反对,决意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日本在进一步倚美的同时,趁势拉拢韩国,强化对华敌视政策,致使中日关系频现紧张;美国一方面以应对朝核威胁为由而加强其在东北亚的军事力量和\"前沿部署\",另一方面又极力拉紧美日韩同盟,其在东北亚遏制中俄的态势更趋明朗。东北亚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深层次原因:一是由于东北亚国家间存在复杂的领土领海及历史纠葛,二是朝鲜半岛南北长期对立,三是日本在历史认知及其与东北亚邻国领土领海分歧等问题上长期采取顽固立场,四是美国搞\"亚太再平衡\",利用东北亚国家间的固有矛盾从中渔利,企图通过对华进行\"局部遏制\"而长期维持其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及霸权。未来东北亚安全困境是继续加深、激化还是逐步淡化,取决于上述深层次原因的演变方向。     

实验性脑挫伤GFAP,PCNA免疫组织化学研究

采用改进的Ｆｅｅｎｅｙ氏落体打击致Ｗｉｓｔａｒ大鼠脑挫伤模型,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大鼠实验性脑挫伤后ＧＦＡＰ、ＰＣＮＡ的改变,用图像分析仪对免疫组化染色阳性细胞灰度和面积进行测量,ＳＡＳ统计软件分析,得出脑挫伤后ＧＦＡＰ、ＰＣＮＡ变化的时间规律性,为脑挫伤形成时间推断提供新的手段。ＧＦＡＰ阳性细胞面积和灰度伤后呈上升趋势,伤后３ｈ,即有显著增加（Ｐ＜０．０１）,至４天时,阳性细胞灰度,面积达到峰值（Ｐ＜０．０１）,伤后７天仍保持较高水平（Ｐ＜０．０１）。ＰＣＮＡ阳性细胞伤后１２ｈ出现,灰度呈上升趋势,面积呈下降趋势,伤后３天时达到最大值（Ｐ＜０．０１）。因此,ＧＦＡＰ、ＰＣＮＡ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阳性细胞的数量,灰度,面积改变有时间性规律;推断２～７天的脑挫伤则以ＧＦＡＰ、ＰＣＮＡ改变为主;脑挫伤后星形胶质细胞数目增多,只有很少一部分为星形胶质细胞增殖而来,且这种增殖在伤后３天时达到高峰     

AUKUS核潜艇合作如何冲击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

核潜艇合作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核心内容。关于这一核潜艇合作项目是否有悖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国际社会存在尖锐的争论。既有研究主要探讨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核潜艇合作与国际核不扩散规范的合规问题,但忽视了其对正在成长中的国际规范的冲击。从规范演化的角度看,违反规范的国家影响力越大,对既有规范的打击越沉重,规范退化的可能性越大。规范的正式程度越低,规范越脆弱,受到冲击后规范退化甚至衰亡的可能性也越大。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三国利用其独特的影响力破坏了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长期以来,由于已有的核潜艇合作活动都没有利用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中的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使得规避利用该漏洞已经成为一个惯例或成长中的规范。然而,由于美英澳的核潜艇合作涉及大量武器级高浓缩铀的转让,且高调引用了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这将对军用核动力装置转让、军民两用物项管制和核“突破时间”这三项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产生严重冲击。     

第三方调停国应何时介入国家间暴力冲突？

调停时机是影响调停成败的关键因素。学界对此虽有探讨,但何时开展调停能实现最优效果,尚无圆满解答。聚焦第三国对另外两国暴力冲突的调停,文章从私有信息、决胜能力、战略自主三个维度出发,提出冲突调停需满足三项充分条件,双方才会受利益驱动产生和解诉求,形成最佳调停时机。首先,双方战略决心和实力对比明确化,降低博弈的不确定性。其次,双方皆无决胜能力,处在无法选择的共存环境中,只得扭转诉诸武力的思维,寻求可持续相处之道。最后,双方降低对外部大国的过度依赖,增强自主安全治理能力。2023年3月,中国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历史性和解的成功实践,是第三国调停国家间暴力冲突的典型案例。运用过程追踪法分析沙伊从对抗到和解的嬗变,发现中方调停正是开展于沙伊历经长期代理人战争后深知彼此强弱利害、无法决出胜负、自主安全能力有所提升之时。中国敏锐认知到沙伊冲突态势变化,及时劝和促谈,不仅对维护中东安全稳定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为全球安全治理树立了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典范。     

应当重视对中国外交的哲学研究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有许多问题需要从哲学上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外交的时代观、全球发展观、价值观、主体观、方法论、思维观、人权观和前进观等。作为泱泱大国,中国应当特别重视对外交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