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政府对投资风险产业的政策取向

由于风险投资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政府有必要在政策上对他们予以扶持。本文从创造有效竞争的制度环境,建立高效率的价格管理体制,注意产业的整体规划和协调发展等几方面论述了政府应起的作用。     

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扬弃与创新

中国传统的行政文化对我国当前的行政改革既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作用。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扬弃其中的糟粕,建立先进的中国行政文化,推动行政改革的成功。     

美国的公共服务改革及其启示

公共服务民营化是美国近年来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措施。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能否处理好民营化与竞争、民营化与社会公正、民营化与公众安全的关系,以及民营化与政府监管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改革的成效。     

防范打击计算机犯罪的法律思考

计算机犯罪愈演愈烈,危害越来越严重,应予高度重视。目前打击防范计算机犯罪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建立完善的计算机安全法律体系刻不容缓。一是根据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制定新法以增强法律的调整力和强制力;二是及时修改、完善旧法以适应、调整和规范网络行为。充分利用法律的手段,有效防范和打击计算机犯罪,趋利避害,使计算机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对《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的解读

如何看待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建构是第一性的,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实力至上,美国学者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在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则强调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同是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变量.他们还将观念分解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3种形式,它们通过提供行动指南,增进共识和建构制度等方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这些争论提示我们,我国的外交战略既要立足于物质实力的增强,又不能忽视观念的作用;既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观念建构,又要避免意识形态对抗.     

创新: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的抉择

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背后是一种全新的革新机制。这种机制在中国过去任何的制度记忆和体验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建立这种机制的压力和经验几乎全都来自外部世界。为了适应这种全球化所导致的由内生型改革走向外生型改革的挑战,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层面都进行了创新,但从进展看仍然面临从外部到内部的不平衡问题。为了迎接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多样化的深刻挑战,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真正着眼于长远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     

论“三队一室”警务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三队一室”警务模式是集防范、管理、控制、打击乃至于服务于一体的运作模式,它符合社区警务要求的运作模式,能够大大促进警务效率。作为一种新模式,“三队一室”还存在推广应用、内部规范、外部协调等问题。为此,公安部应对“三队一室”作出明确的统一规定,目前,应在各地的城区派出所和有条件的乡镇派出所先实行,然后逐步推广“三队一室”模式。另外,对“三队一室”的权责应当明确,避免内部职能的冲突和外部权责的混乱。     

韩国1998-2001行政改革的基本经验

此次韩国行政改革在政府机构、管理制度、行政文化等相关层面施行了平衡到位相互协调的改革举措 ;改革的切入点是以职能转变为中心的政府机构重组、开放型人事制度的推开、高级公务员年薪制的试行、责任运营制度的建立、绩效管理制度的试验 ,顾客宪章制度的引进 ,以及部分公共管理事务外部委托制的探索 ;其基本经验是 ,机构改革的效度有赖于行政系统内相关要素的全面优化 ,行政改革的效度则有赖于整体改革环境的优化 ,民间专家参与是促进政府改革的重要资源 ,政府间行政架构模式决定了地方机构改革的成效。     

宋代公文繁荣原因初探

宋代公无论从数量、名篇还是从作队伍来讲，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公的繁荣，与其崇抑武的国策和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科举考试取士数量的增加密切相关；同时，与人士大夫的精神和整个社会思潮的嬗变也密切相关。北宋和南宋长期存在的竞争和派系斗争，使人以论事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对以化事、长于说理、重实轻虎的公风格的形成和对公的繁荣和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INTRODUCING PERSPECTIVES IN FAMILY LAW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the following three related articles on the growing use and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family law. It first considers why this has become problematic and identifies some common strategies used by advocates, sometimes under the guise of scholarship, to destroy the standing of research findings contrary to their ideological or political position. Then it discusses briefly the remedies proposed to mitigate these kinds of problems within the following three arti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