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的政治决策：期权博弈与公平均衡解释

在转型社会中,政治决策是拥有主要政治权力的行政主体,与反映主要群体利益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博弈均衡。现实的各种政治后果可以从考虑期权价值的延迟均衡和抢先均衡来说明,也可以表现为考虑心理动机的“公平均衡”。在如同海峡两岸博弈这样复杂的均衡组合中,作者推论存在可以称为“虚妄公平”的均衡概念。转型社会的各个主体因此必须寻求“真实公平”策略选择,才能实现真正公平的政治决策目标。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firms from India and Chin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global firm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and existing theor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It argues that given the primacy of the state as an economic a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variety of capitalism literature could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firm-level analyses of 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s. For example,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China and India may be moving towards a ‘hybrid market economy’. They also offer a typology of Indian and Chinese corporates to demonstrate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analysing domestic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hips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firms are shaped by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ir respective institutional setting. Finally, they identify some of the likely pitfalls of doing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s,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the reliability of corporate data.     

决策者到底如何归因?——一项基于美国外交档案的研究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论新形势下钓鱼岛争端的解决策略——以法律手段为视角

中国对钓鱼岛之主权,有着充分的理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是中国对钓鱼岛争端的重大善意释放,然而时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缔造的中日互信机制已面临困境。采用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势在必行,中国应作好充分的准备将钓鱼岛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或司法解决。     

“怪圈”启示录——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

我国经历的数次机构改革始终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中徘徊。作者在总结“怪圈”形成的原因和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具有不可逆转性;改革实践由于各种利益严重冲突、各类矛盾相互交织而具有了艰巨性;改革的过程由于缺乏法制规范而具有了随意性和不彻底性。据此,作者得出结论,走出政府机构改革的“怪圈”,必须依靠法制的强制力和规范的程序,将政治体制改革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来,实行依法改革。     

毛泽东的文化观与政治信仰

毛泽东的文化观与其政治信仰是密不可分的。"大众化"是毛泽东文化观的一个显著特征。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文化大众化的新时代,文化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文化革命"运动,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从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这是晚年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探讨毛泽东文化观与政治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都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及其对“廉洁警队”建设的借鉴——以清廉文化为视角

中国古老的清廉文化传统,肇始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确立于汉唐,成熟于宋元明清。主要由政治之道和政治之德构成的清廉文化,其核心价值是清廉,是防范为先、道德自律与自觉的政治治理模式,有助于澄清吏治,防范与减少贪腐行为与渎职犯罪,具有自律性、启示性与警示性的借鉴作用。     

论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地位不可动摇

来自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国内与国际安全的威胁很多,但当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国家政治安全问题,是国家传统安全领域的延续。我们要努力完善新型的综合国家安全观,当前工作重点是传统国家安全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政治安全问题。     

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的排除之辩

对于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撤检派＂基于检察制度与＂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不兼容的理由而主张撤销中国检察机关的建制,而＂挺检派＂虽拒斥＂三权分立＂的理念,但同时又笃信＂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原则＂,并以此作为主张维护和完善中国检察机关的＂理论根据＂或＂原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通过对＂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的前世今生以及是是非非的深入考察,以及对中国政权建构的原理和制度特色的精细解读,从中国政权建构的理念和政制上排除了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则认为应当另辟蹊径,为中国的检察制度建构更科学的＂理论基础＂或＂原理＂。     

“老工伤”问题的法律探讨

针对“老工伤”问题，我国已先后出台一系列法律文件与政策规定，但由于其法律位阶过低，缺乏法律责任条款，执行起来较为随意，因而使此问题难以得到彻底解决。建议法律进一步具体明确两个当仁不让的责任主体：一为用工单位，二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