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失衡及其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但与此同时,两国贸易关系与投资关系失衡也不断加剧。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美贸易关系失衡与投资关系失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导致二者的调整路径明显分化。在后危机时代,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及退出时机、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都将影响中美经济关系失衡的调整。从长期来看,中美投资关系失衡的调整将慢于贸易关系失衡的调整,但二者最终都将向均衡水平回归。     

转型期地方政府合法性危机与重塑

政府合法性探讨的是政治系统如何赢得公众广泛信仰、支持和认同的问题。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任何一种政治体系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弘扬公共精神,坚守公共性,推进公共行政,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历史演进视野下解决地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根本之道。     

对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思考

地方政府危机公关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研究如何提高地方政府危机公关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次贷危机与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的重构

资产证券化本身并非次贷危机的根源,我国应该继续推进资产证券化的进程。不过,次贷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的制度性缺陷：信息披露制度的长期缺失以及信息披露豁免滥用的可能性。对此,《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进行了校正。应该结合美国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的实践。对我国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进行重构。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成因与对策

文章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历程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成因的发展变化,探讨了地方负债的融资行为风险对财政、金融、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最后提出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根本出路在于地方政府举债债券化,应采用总体部署、阶段实施的解决方案,最终使地方政府债务走向透明化、法制化、市场化、规范化的道路。     

基于“脆弱性-能力”综合视角的公共安全评价框架:形成与范式

国际社会的公共安全评估框架在不断发展之中,从单独的脆弱性视角或能力视角进行公共安全评价,到形成较为完善的公共安全评价的脆弱性-能力综合视角,大体经历了三个过程。本文阐述了在脆弱性-能力综合视角下的公共安全评价主要研究内容,以及该评价框架的范式与应用。脆弱性-能力综合视角的评价框架研究,把质性研究与定量方法相结合,从脆弱性和应对能力综合的视角出发,通过引入系统动力学,提出了一种公共安全与公共危机管理动态评价的新思路,构建了一个公共安全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动态评价和识别框架,为公共安全评价工具和方法提供新的视角和前提。     

由主权负债危机引发对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思考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经过结构调整,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并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超常规融资积聚的风险隐患也在迅速增加,巨额的地方政府负债极有可能成为诱发新一轮危机的重要因素,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弄清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主要风险,衡量地方政府的负债能力,界定风险转变为危机的临界点,明确地方政府适度负债规模水平是稳妥地化解地方政府过度负债风险,防范危机的重要途径。     

优化城市治安防范体系 创新警务管理模式——大连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文章从非平衡和可拓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在治安防范体系中推行信息效能特点以及警务转换桥机制,提出在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牵引下,要想使城市治安防范体系在改革与创新中获得时效,必须解决警务管理中的不相容问题。文中论述了危机意识、信息效能、学习精神和警务模式在其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有待研究的课题。     

略论当代大学生信仰危机及其对策

大学生是未来建设祖国的中坚力量,大学生的信仰状况如何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我们通过对一项问卷调查报告的研究,分析出了当代大学生信仰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及其危害,最后提出了几点建议。     

Public opinion, party messages,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Britai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risis in world financial markets are only beginning to be understood. In this article, we take up one of these many repercussions by examining public beliefs of who’s to blame for a complex and unparalleled set of events. Analyses of survey data from Britain find that while most assig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risis to market actors, the likelihood of blaming governments, as opposed to blaming banks and investors, is greater among low sophisticates and Conservative Party identifiers. We further show how elite messages from competing political elites evolved over-time and were reflected in mass beliefs about the crisis. Results highlight the centrality of partisan cues and, in particular, of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in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s. Lastly, we estimate the consequences of blaming the government for the crisis for voter 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