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宪法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以“人的尊严、人权、基本权”的关联为视角

德国法上人格权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部分①：一是在民法中对民法人格权的探讨。具体言之,或是在民法总则部分论及姓名权时对以一般人格权为核心的人格权制度加以探讨②;或是在侵权法部分,将一般人格权放到作为侵权行为核心条款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③的“其他权利”项下予以集中阐释④。二是在基本法（宪法）中对具基本权位阶的宪法一般人格权的探讨,     

克耐克打造智能社区理念亮相安博会

<正>深圳市克耐克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1995年,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下属的中港合资企业,经过10余年的发展与创新,现已成为集设计、制造住宅小区智能化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一支顶尖的设计、研发团队,包括中航工业和香港公司的各类专家,克耐克以全球化为视野,密切关注全球安防领域的市场和发展,依托国际先进的设计、军工的研发水平,充分利     

我国民办高校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说明我国民办教育立法步入了快车道,民办高校进入依法管理、健康发展的新时期。然而,民办高校发展到今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们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现实中不难看到,仍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困扰着民办高校的发展。本文从民办高校法律地位、合法权益等方面研究我国民办高校立法困境;从出台《民办高校法》,完善民办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促进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对我国民办高校立法出路提出自己观点。     

实然与应然——法律伦理之可能

法律伦理及法律伦理学是否可能取决于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能否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然而,单纯从行为事实是推不出行为应该的,只有通过法律目的判断以及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和法律目的之关系判断才能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如何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如何。法律伦理行为之应该经由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变为现实,其具体保障在于法律伦理良心、法律伦理名誉及底线法律伦理的法律化。     

医院信任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公众对医院的信任则是医患信任的重要维度之一。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SNET2014、JSNET2016)追踪数据,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理性选择与地位资源、关系社会资本、社会文化、传播—涵化四种视角,探讨了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因素。研究发现:(1)收入不会造成个体医院信任的差异,但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的医院信任水平呈正向影响;(2)找关系就医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医院信任程度;(3)良好的信任文化氛围、公正平等的社会制度有助于提升医院信任;(4)媒介使用偏好与医院信任不存在明显联系。总的来说:个体应对未知风险的综合能力,对宏观制度与组织原则的可靠性感知是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关键所在。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的“引进”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帝制时代的德国 ,发展于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 ,被威权时代的我国台湾地区所继承 ,在法治发展的今天遭到了普遍的批判。在我国 ,因为学生状告高校等案件的涌现 ,部分学者提出引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问题。但是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理念上不符合法治的精神 ,在逻辑体系上相互冲突 ,在实践中无解决问题之力 ,因此在我国没有引进的意义。对于原特别权力关系涵盖的领域 ,我们应当有新的思维     

十字路口的中国司法改革：反思与前瞻

中国司法改革基本上呈现出学术话语鼓动与牵引、实务界跟进与展开、中央决策指导与把关的基本面相。     

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的探索--基于江苏南通检察创新实践的分析

内容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的探索是基层检察机关推行的改革举措,它是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的客观要求,也是政法机关服务大局意识的体现,它促进了非公企业发展体制机制的完善,克服了检察事后监督的不足。其具体措施包括：提高非公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水平,增强非公企业自身发展的能力,提升防范综治的工作成效,通过建章立制、畅通渠道为非公企业发展提供服务。它是检察法律监督职能在服务社会发展领域的拓展,也是犯罪预防控制手段的延伸,符合检察权的内在要求。推行这项改革必须在“亲民”的同时防止权力寻租,维持法律监督的必要张力。     

音乐制品版权使用费的收取与分配问题研究--以延伸性集体管理组织制度为背景

音乐制品①版权使用费的收取与分配问题关乎集体管理组织、音乐制品使用人以及权利人三方利益,然而,我国的著作权法对音乐制品版权使用费的收费与分配标准一直未明确。文章针对目前我国音乐制品版权使用费的收取与分配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音乐制品版权使用费收取与分配制度的建设性意见。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实践和理论误区

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在立法、司法方面成就与不足并存,在行政方面法治化程度最低。加快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法治化是解决当前我国诸多重大问题的客观需要,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问题在实质上就是国家结构形式的完善问题,在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走出国家结构形式的几个理论误区: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联邦制奉行的是"双重主权"原则;单一制与联邦制相比,中央更具权威;完善国家结构形式,我们必须坚持单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