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创新——基于武汉市常青花园社区党组织建设的个案分析

13年前,武汉市政府和香港新世界集团合作在金银湖地区兴建全国最大的安居工程——常青花园社区; 13年后,常青花园已是＂全国群众文化先进区＂、＂全国百佳学习型社区＂、＂全国绿色先进社区＂桂冠满身的全国知名社区,社区党建工作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典型。一般而言,社区居民、党员都来自不同行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缺失成为社区发展的短板，但常青花园在社区建设和日常管理中，却能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各项工作，常青花园社区党建工作成为省内外的成功典范。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常青花园社区党建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     

论人大对“两院”的个案监督

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是我国当前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加强人大对两院的监督,建立健全个案监督机制非常必要。人大对两院的个案监督完全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不存在违宪问题,而且也非常必要和合理,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内在的一致性。合理的个案监督不仅不会造成对司法权的侵越,相反是对公正司法的有力支持,对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重要的意义。     

加强人大监督是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

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因此,人大监督是我国对司法权力监督的基础和核心,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在整个监督机制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     

对个案监督的质疑及建议

个案监督质疑近些年来 ,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法院实行的个案监督 ,引起社会各界 (包括理论界、司法界、立法界 )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认为 ,“强化人大的监督的确有必要 ,但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 ,即透过一个时期、一个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 ,发现问题 ,进行调查 ,以利决策 ;而主要不应是对个案的监督。在具体操作上 ,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 ,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 ,也主要应是事后的。”[1]2 0 0 2年 8月 1 6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前购买婚后还贷的房屋之归属

一个案例2000年9月,某甲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一套二手房,价格为100万元,向某银行贷款70万元,期限为20年。2001年10月,某甲与某乙结婚,该房屋作为婚房,甲用自己的收入偿还贷款。2003年9月,甲、乙两人因感情不和要求离婚,就该房屋权属发生争议,焦点在于该房屋为甲的个人财产还是甲     

停车挨撞反遭索赔,个案非正义中的情理

北京这位私家车主的车停在自家楼下马路边的正规车位里,结果一辆三轮板车撞了上去,醉酒的骑车人重伤不治。交警告知机动车主,作为无责任车主,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负担死者10%的死亡赔偿金。     

司法解释的错位与回归——以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为切入点

法官在个案中作出解释是法律解释活动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司法活动复杂性的客观需要，是消除我国司法活动中诸多弊端的有效措施。要保障法官在个案中作出法律解释，就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并为法官独立审判提供良好的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统一解释，是维护我国法制统一的需要，是法官在个案中寻求权威性解释的需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权威的体现。可以考虑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设置大法官会议，按照严格的程序，专职作出统一的法律解释。     

简析施米特政治学中的术语:"权杖的前厅"

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1887一1985),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其学术思想被公认为对20世纪的政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权杖的前厅"的说法,是其在一个访谈中对于在权力运作中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所作的一个形象概括。访谈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围绕着这个话题而展开的。     

老干部有个好支部——离休干部党支部建设优秀个案展示

过去的一年，上海华谊集团下属的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发公司）以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为平台，对原有的离休干部党支部进行整合，以块域为单位重新建立党支部，保持了离休干部队伍的政治优势，也方便了他们在企业改革发展中真正发挥作用。     

非志愿者不参与志愿活动的合理化机制研究——对14名大学生的深度访谈分析

本文依据对14名从未参与志愿活动大学生的深度访谈资料,利用质的资料分析软件NVivo 7,对非志愿者不参与志愿活动的合理化机制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非志愿者在阐释自己的不参与行动时,一是通过"内部路径",构建了"内在合理化机制",即从个体自身寻找不参与的理由,从而将不参与行动合理化.他们找到的最主要理由是志愿活动与自我发展相冲突;二是通过"外部路径",构建了"外在合理化机制",即从个体自身以外的与志愿活动相关联的诸多方面去寻找不参与的理由,从而将不参与行动合理化.他们找到的最主要理由是志愿活动无意义、志愿活动缺乏安全保障;志愿组织行政化、官僚化倾向严重;志愿活动的社会支持网络缺位等等.文章最后讨论了上述研究发现的理论意义及其政策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