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中庸章句》对“诚者，天之道也”的诠释 ——兼与《礼记正义·中庸》的比较

对于《中庸》“诚者,天之道也”,朱熹《中庸章句》讲“诚”是天所固有的“理”之本然,讲得是天,《礼记正义·中庸》讲“诚”是天所赋予的人的先天本性,讲的是人,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重要的是,朱熹从他的诠释中引申出对于天道的论述,认为天道之“诚”在于“不二”,即纯而不杂,而且由于“诚”,天能够生生不息,化生万物。同时,朱熹还引申出对于伦理道德的论述,认为“诚”既是天所固有的“理”之本然,又是人的先天本性、圣人之德,并且比“五达道”、“三达德”更为根本。     

中医与中庸 救人与做人

<正>翻开历史,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上曾盛起过取缔中医的鼓噪。为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医这个中华文化的瑰宝,1932年春,著名中医大家施今墨与同仁携手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历时18载,直到北平解放,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学的高级人才。华北国医学院创立伊始,为将要     

中庸考辨

＂中庸＂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很久以来,人们错误地将它与折中、调和相等同。究其实,＂中庸＂的含意即＂执中道而用之＂。中通就是正道。守正持直,坚持真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和价值追求。继承和发扬中庸道统,对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大有裨益。     

孔子的中庸与鲁迅的反中庸——为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而作

鲁迅还是孔子,似乎是一个两难抉择,孔子的中庸与鲁迅的反中庸,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其实,孔子所谓中庸之本义,乃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无过而无不及。因为这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遂有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之说,可见孔子不嫌狂狷。只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庸逐渐流变成不偏不倚、折中骑墙处世哲学,近乎孔子最为厌恶的＂阉然媚于世也者＂的＂乡愿＂。鲁迅反对的,正是这种冒牌的中庸。     

实干要“四能”

实干兴邦,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党员干部提出的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工作姿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埋头实干?有一位县委书记在全县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上提出,实干要"四能",即:动脑能思、提笔能写、开口能说、躬身能干,颇给人以启发。动脑能思,是实干的基本要求。《礼记·中庸》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成功。     

“极高明而道中庸”：传统政治哲学的领导思维艺术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政治哲学中＂,中庸之道＂（或者说＂中庸＂）,影响深远,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核心属于哲学层次的领导思维艺术。当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庸之道＂的理论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与对整个儒家哲学思想一样,应该持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     

和谐社会的义利观刍议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念。“义利之辨”发端于春秋时期。《中庸》中说：“义者,宜也。”义就是适宜、应当、适当的意思。《左传·隐公元年》语：“多行不义,必自毙。”可见,春秋时期所谓的义,意为行为或断事适宜于礼,义作为适宜于礼的道德要求,其一般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制,达到“义节则度”。而“利”单指个人利益、功利,是与礼相对立的。     

中庸与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

中庸哲学是我国的传统文化。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外交决策的指针。虽然两者产生的年代相隔久远,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其中的相连脉络。从方法论上看,中庸之道就是对度的把握,即在事物的运动发展上寻找一个平衡点,使之恰到好处。不结盟思想则意在使国家间关系亲密有度,既友好相处又能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二十多年来,正是与别国保持适当距离的不结盟思想,使我国广泛发展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我国的外交赢得了自主活动空间。     

儒家中庸思想与毛泽东的解读

中庸思想是儒家重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长期以来 ,解读者甚众。然而真正赋予这一古老观念以现代意义的是毛泽东。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肯定了中庸思想的合理性 ,并对其作了补充和修正 ,从而使这一传统观念转化为用于指导现代社会实践的重要思维方法。     

孔孟"德之刑辅、以礼统法"的中道理想

孔子提出“中庸”概念是对前代辩证思维的总结和发展。在社会秩序观中,“中庸”要求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赋予其中以道德价值,使社会秩序道德化。相应地,社会秩序的维系也转化为社会个体的道德实践,在具体方法上则以教化为手段,积极预防犯罪,以刑罚作为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