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案中的证据问题

交通事故认定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功能的合理解说,推定在替代证据证明方面的必要性,交通肇事证据体系中主观评价因果的介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要求的把握,不完美证据下判定刑事责任的基础事实范围的界定,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刻阐研,必将有益于完善立法、丰富理论和解决实践中的纷争.     

新加坡鞭刑刻骨铭心

木鱼儿在4月18日的《羊城晚报》上撰文指出：新加坡社会秩序良好，素质高，无假货，犯罪率低，环境干净等，与其重罚手段很有关系，在众多刑罚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鞭刑。新加坡判处鞭刑最高可达12鞭或24鞭；15岁以下未成年犯，判处最多细藤6鞭，行刑部位是犯人臀部。每年都有千余名男性罪犯被判鞭刑，连在公共场合涂鸦、交通肇事都不能逃脱鞭刑。鞭刑不仅是一种刑罚，更是一种耻辱记录，鞭刑留下巨大红色疤痕，终身不去。     

女警官与死囚的生死之约

生死约定,女警官帮死囚“妹妹”寻亲 1998年7月的一天早上，33岁的丹东市公安局看守所女警官王静监号里进来一个膀大腰圆，看上去比男人还要结实的杀人犯。女囚叫高俊燕，28年前，刚刚出生她就被父母抛弃，养父母把她培养成一名柔道运动员，后因腰伤退役。她向“干妈”借了5000元钱，买了一辆出租车，仅开两个月，就遭遇交通肇事报废了。“干妈”知道后，不断向她讨债，她拿不出钱，在一次吵闹中失去理智掐死了“干妈”。     

谁该对这起命案负责？

一名交通肇事案相关入在多名警察进行盘问过程中，突然遭到另一名男子刺杀身亡，血案竟发生在警察眼皮底下。致他人死亡，凶手自是要受到法律惩罚，那么当时正在办案的警察要不要为血案承担责任？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解析

交通肇事逃逸使得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导致危害结果进一步扩大．同时给公安交警部门的侦查工作带来了相当难度。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是一种不作为．把犯罪嫌疑人主客观方面的因素作为一个整体综合全面充分考虑．才能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作出正确认定。     

交通肇事后隐匿、遗弃被害人的罪名分析——对“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质疑

从侵害法益的方式、因果关系的形式来看,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是利用过失致被害人受伤的状态而排除被救助的可能性,增大被害人死亡的可能性,具有作为犯的特征.其主观罪过是明知被害人不被发现会死亡,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积极追求的直接故意.因此,该行为是(直接)故意杀人罪,而不能根据被害人的伤亡结果而分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值得商榷.     

交通肇事罪的若干问题之分析

交通肇事犯罪作为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高发的犯罪,我国刑法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虽对其作了较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然而对其的处理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交通肇事罪法定刑的设置;逃逸行为应属定罪情节还是加重情节;逃逸行为与责任认定;肇事后逃逸的情形下可否成立自首等问题都值得理论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     

关于民事责任能否转换为刑事责任的研讨

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产生,源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以客观存在的民事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为前提。在我国现实存在的司法解释之中,民事责任出现了向刑事责任的转化倾向,值得关注。刑事案件中民事赔偿责任的积极履行状态,可以有限度影响到刑事案件的量刑,这是可以接纳的刑事责任微调。但是,无能力赔偿而导致的由民事侵权向刑事犯罪的转化,即由非罪向罪的转化,是一种必须加以遏制的逆向转化。     

刑事和解的“心理和谐”

案例一:王某交通肇事案:犯罪嫌疑人王某与被害人黄桌系同事兼朋友关系.2007年8月,王某驾车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致使两车追尾,黄某当场死亡.经公安机关认定,王某对事故的发生负全部责任.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