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董事义务及其立法完善

以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为基本内容的公司董事义务体系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环节。我国公司法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义务体系的相关规定多有不妥之处,尤其是竞业禁止义务、不得进行自我交易义务的规定有失公允。有鉴于此,明确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地位,对幕后董事的控制行为进行规范,完善民事责任体系等,是今后立法上需要进一步做的工作。     

试论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

消费者知情权对应的主要是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我国现行《消法》克服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在于确立经营者的自愿说明义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上直接赋予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对《消法》的模糊性规定予以修正,明文规定经营者四种情形下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     

我国程序性辩护制度之省思

程序性辩护作为一种新兴的辩护形态,旨在通过主张诉讼行为违法而请求裁判者宣告某一侦查、公诉或者审判行为丧失法律效力。程序性辩护意见的提出是在原有的刑事诉讼形态中形成一种新的审查性之诉,从而在实体性裁判程序进行的同时启动一种独立的程序性裁判程序。在我国,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可以成为这种程序性裁判程序中的主持者,但两者在权力根基和裁判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实体性辩护与程序性辩护并重的制度设计理念,建立了程序性辩护制度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制度初创时立法的粗疏,在传统诉讼观念的影响下,辩护功能难以发挥的司法隐忧依然存在,有必要从基本原则和保障机制方面寻求完善的途径。     

公民基本权利野视下国家义务的边界

国家义务直接来源于公民基本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保障。然而国家义务并不是绝对的,国家义务以国家权力为运行动力,过度强调国家义务将导致自由丧失殆尽,强调基本权利研究范式转变的同时必须研究国家义务边界。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理性和国家能力决定了国家义务所能达到的最大场域;从基本权利层面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是对国家义务的边界进一步的具体化;从具体法律原则层面看,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程序正义原则与公共利益原则决定着国家的实然义务边界。然而,确定国家义务边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注意国家义务边界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确定国家义务边界的各种机制应有共同的目标模式,国家保障基本权利应适时。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法律关系解读

从法律关系的视角,探析我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的法理意蕴,应当强调公民是人权关系的权利主体,而国家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国家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中担当义务主体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同时要正确理解国家概念及其变化、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人权主体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关涉权利平等问题,个人人权、集体人权和群体人权的性质各不相同。人权的分类既有传统的分类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分类方法,国家尊重人权的义务和保障人权的义务是两种内涵不同的义务。     

行政补偿概念问题研究——以一个私权保障的视角

私有财产权是一项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但在某些情况下,其必须让位于公共利益而受到侵害。行政补偿制度即是被设置用来在私益与公益之间进行平衡、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法律机制。但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行政补偿制度,甚至行政补偿的基本概念性问题上也存在诸多争议。本文试图从行政补偿概念的界定、法理基础、与概念相关的基本问题的分析等方面进行剖析论述。     

新刑诉证人制度探究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查明案情、核实证据、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是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这一制度一直流于形式,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审判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予以规范。证人作证难问题却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制约着新的庭审方式效能的充分发挥。因此要想最大程度上的实现司法公正,必须进一步改善当前不合理的证人制度,从立法层面上为证人制度的全面完善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的探索--基于江苏南通检察创新实践的分析

内容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的探索是基层检察机关推行的改革举措,它是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的客观要求,也是政法机关服务大局意识的体现,它促进了非公企业发展体制机制的完善,克服了检察事后监督的不足。其具体措施包括：提高非公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水平,增强非公企业自身发展的能力,提升防范综治的工作成效,通过建章立制、畅通渠道为非公企业发展提供服务。它是检察法律监督职能在服务社会发展领域的拓展,也是犯罪预防控制手段的延伸,符合检察权的内在要求。推行这项改革必须在“亲民”的同时防止权力寻租,维持法律监督的必要张力。     

论“善意例外”规则

“善意例外”产生于美国,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限制,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没有明确规定“善意例外”规则.由于我国法律对搜查、扣押等侦查行为的制约不足,其中的“合理解释”与“补正”多为程序瑕疵的弥补,存在“善意”的空间,适当借鉴“善意例外”规则,有利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顺畅实施.     

论院校就业歧视之法律规制

院校就业歧视,是就业歧视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院校就业歧视不仅侵犯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还给用人单位带来消极影响,危害社会稳定与和谐。文章针对院校就业歧视问题,对在广西南宁市高校毕业的就业者进行了随机调查后分析认为消除院校就业歧视现象,必须建立健全反就业歧视的法律体系和监督保障机制体系,并通过政府、用人单位、劳动者自身等各方面的努力,消除院校就业歧视,促进就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