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与信访实践再思考——着眼和谐社会的政策回应渠道建设

我国特有的信访制度作为政策回应的制度化渠道,在社会和谐与稳定中承载着特殊的意义与作用。但信访制度设计还存在定位不准确、职能不清晰、机构不独立、监督乏力等缺陷。而在实践中,信访制度又受到公务人员、信访人及公众、各级政府首长或行政领导等人的因素的制约。要改革信访制度与实践,需要从制度定位、管理权限与机构建设、主客体素质建设、信访危机管理等方面加以思考与推进。     

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功能

本文从政治学角度探讨了我国信访制度的功能:推动我国政府由管制型模式向服务型模式转变;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政府决策科学化。     

从“案结了事”到“案结事了”——关于做好“服判息诉、终结纠纷”工作的调研

一、现实考量:全市法院"服判息诉、终结纠纷"的总体情况本次调研主要以2008年至2010年全市基层法院一审、再审及中院二审及民事再审审结的案件为研究对象。(一)一审案件上诉情况一是在结案数量逐年上升的情况下,上诉率总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二是上诉率水平较低。全市法院三年来的平均上诉率为5.76%,远远低于2010年全国法院12.6%的平均上诉率;三是各法院一审上诉整体情况存在不平衡现象。(二)案件申诉、申请再审情况1.一审裁判案件申诉、申请再审情况     

信访改革兵临城下

从五十年代初期初露端倪,到八十年代形成规模,再到新世纪的制度创新,中国信访制度历经了半个多世纪风雨。如果说,国家新政权为回应基层群众呼声而设立的这项制度,最开始是一个蹒跚学步的稚嫩孩童的话,而今已然步入中年,满面沧桑。特别是十八大召开之后,针对信访制度弊端,触发了一场国家主导的信访重大改革。这场有些出人意料的改革,一经面世便争议不断:赞成者有之,认为其为旧信访制度赋予了新的生     

治理视野下的信访制度

中国的信访制度运行50年,在21世纪进入了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从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分析可见,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更加符合治理的逻辑而不是法治的逻辑。在治理的视野之下,按照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的目标,改革信访制度的现实路径应着眼于改善信访的社会环境、合理定位信访功能、坚持法治原则、注重信访治理过程及信访治理的社会效应、探索多样化处理问题的方式。     

从信访透视公安工作的法治困境

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方略,公安工作的法治化已是不容质疑。但在当前的公安信访工作中,法治却显得困难重重。公安机关民警要以信访实践工作为立足点,以法治为视角,剖析公安信访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提出对策,推动公安工作的法治化。     

做好新时期基层民政信访工作的对策

新的历史时期,基层民政信访工作,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呈现出六个新特点：信访主体的多元性、信访内容的复杂性、信访时机的选择性、上访行为的过激性、信访问题的重复性、信访方式的群体性。为此,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对策：     

进一步改进公安信访工作

公安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它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地位和形象。如何正确认识公安信访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客观评析当前信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妥善处置信访问题的有效途径,这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     

官民矛盾、信访制度与社会管理创新

当前中国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制度设计的缺陷,官民矛盾表现出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新型状态,尽管存在诸多表达管道,但信访渠道仍然是民众现实利益表达的首选方式。可信访本身存在功能错位问题,却承担了过分矛盾容量的压力,使路径依赖下的信访制度并不能有效化解官民矛盾。基于此,社会管理创新就显得十分必要,其关键在于制衡权力,着力恢复制度正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民主与民生、公权力与私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始终围绕人民利益做文章”——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争创“全国文明接待室”侧记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信访因忽视人民利益而产生，因践踏人民利益而变得复杂，因重视人民利益而变得简单，因维护人民利益而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