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叔的日记

今天是周末,我闲暇无事,决定去幺叔家串门。在幺叔家里,我发现幺叔有了一间书房,书柜里除了有不少书籍外,还有一摞日记本,上面记载着他几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于是,我端坐在书桌旁,轻轻弹去日记本上的灰尘,阅读起来……     

资源输入与乡村治理转型

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在此之前国家通过从农村汲取资源以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现代政权的建设,在此之后,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以工补农、资源输入时代的开始。在资源输入的过程中,干群矛盾是减少了,但是农民对基层政府,乡村干部仍然不信任,新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正在形成,村庄内部的自主性、内生性秩序仍然难以发生,如何在资源输入过程中消除信息不对称,建立一个常规性权力完备的村级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转型的核心问题。     

我国农业税制度性障碍分析

我国农业税属于传统直接税,具有不同于工商税的相对独立性特征。政府工业和城市政策偏向以及政府干预的负效应,导致农业税制度性障碍突出,长期以来游离于我国“税收”体系之外,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受阻,农业税效率低下,农民负担显失公平。本文运用社会环境分析、政策目标分析和制度结构分析等系统分析方法,剖析了农业税制度性障碍形成的社会、政策、制度等综合性因素,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农业税制创新的基本思路。     

减免农业税对农民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影响

国家采取减免农业税的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西部农民犹如雪中送炭。可是有些农民高兴之余却感觉到公共利益在让一些搭便车的人坐享其成,心中多有不满。因为有些农村减免农业税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个别个人利益者与公共利益对峙的现象,转变成了群体隐蔽性情绪与农村政策执行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积攒很可能形成不稳定因素。     

农业税减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长期以来,农村税费制度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农村推行税费制度改革已经多年,农民负担虽然有所减轻,但目前我国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三农”问题依然严峻,特别是农民收入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党和政府对此问题也给予高度重视,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十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要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农业税减免政策必将对促进农民增收带来积极影响,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医方告知义务的履行

本文阐述了告知义务的特征,介绍了告知义务完全充分性履行标准的各种现有学说,尤其对告知义务履行完全充分的标准更是作了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探讨。对于告知义务的完全充分性履行标准是这样界定的第一,一般履行的情形,主要从告知主体,告知对象和告知特定信息等出发界定告知的一般标准,对理性的患者概念进行一定的具体界定。第二,严格履行的情形,主要是除了上述一般标准外,再结合法律条文明文规定的一些严格规定,如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手术,整形美容等情况,采取一般和特殊规定结合的办法确定标准。第三,医方免除告知义务的情形,主要是从公共利益,紧急情况下,医生医疗特权和其他排斥患者同意权的情况。     

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

正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中止犯是否造成了损害,对于中止犯的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应当首先明确"造成损害"的内涵与以及"损害"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造成损害"的中止犯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如何确定"损害"范围的问题。第一,根据我国刑法有关中止犯的立法宗旨以及刑罚目的,"造成损害"应仅限于行为造成的实害(即侵害结果),而不包括行为造成的抽象与具体危险。反过来说,行为对法益仅造成了抽象危险或者具体危险时,都属于"没有造成损害"。第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损害"必须是刑法规范禁止的侵害结果。第三,     

论管理人在高度危险责任中的安全保障义务——以《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为中心

虽然《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管理人承担的责任仍然属于无过错责任,而不是过错推定责任。法律规定安全保障义务旨在限制管理人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效力,而且此种限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因果关系方面。在具体适用中,通过对管理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考量,证成受害人的损失与其自身原因的关联程度,再依据高度危险区域的危险程度和一般社会公众对危险的认识程度来最终决定免除或者减轻管理人的责任。厘清《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该条的定位和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醉酒人”犯罪负担刑事责任的依据与判断

本文案例启示:醉酒人负担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已达成共识,但醉酒人负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却存有分歧。对此,应依据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根据不同情况确定醉酒人刑事责任的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