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东盟政府首脑会议：加强地区团结，增进对外关系

东盟在2003年10月举行了第九届政府首脑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召开的这次峰会因宣布了“东盟一体化(协议)”(ASEAN Community),即“第二项巴厘协调一致协议”(Bali ConcordⅡ)而引人注目,这旨在确立安全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这些协议基本上是意向的陈述,而政策细节还有待于在日后进一步充实完善。印度尼西亚关于“建立一支东盟维和部队来作为安全一体化的一部分”的建议,并未受到所有各方的欢迎。尽管媒体报道了“东盟的第二项巴厘协调一致协议”,但巴厘峰会的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却在于东盟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关系。中国、印度…     

数字时代的软件版权保护技术：技术双刃剑与另类创新

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作品复制和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和由此形成的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严重威胁，著作权保护机制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如在难以追究网络中众多个人侵权者责任的情况下，著作权法中第三人责任（间接责任）制度得以迅速地确立；为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和传播数字化作品，著作权法又引入了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但这两种新制度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著作权是否过度扩张、是否影响高科技发展和公众获取作品自由的担忧。同时，数字技术也改变了原有的著作权许可方式，新的利益平衡机制正在形成之中。本组论文对这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独到见解。无论读者是否赞同其中的结论，或许都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伊朗核问题不是中国的包袱

伊朗核问题再次将中国的外交推上了风口浪尖。一边是中国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美国，一边是美国的死敌、中国的朋友伊朗。美国要求中国“负责任地运用其地位和影响力”，支持安理会出面干预伊朗问题。伊朗则不时地提醒中国在伊朗有重大的能源和经济利益。     

诉讼调解制度：让我欢喜让我忧——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

诉讼调解制度是中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它存在着判决无法比拟的优点，同时也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源自于调解的性质，内生于调解的功能。法官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法官利益衡量的结果。实体法的约束经过利益衡量和调解的双重软化後，使法官的主观恣意暴露无遗，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和妥当性。本文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探讨调解制度的利与弊，并提出完善调解制度的构想，旨在克服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的主观恣意，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限制公车是汽车时代的真问题

那些编制百富榜的人可能正为中国这张百富榜即将带来的轰动效果沾沾自喜,像以往的百富榜一样,成为了人们的谈资,在轰动的背后,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经济利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并没有让我们看到风起云涌的场面,这张病态的百富榜,能为人们带来什么思考呢?     

透视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四场战争

冷战后,美国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凭借绝对的军事优势,美国接二连三地动用军事力量,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用武力征服世界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是美国进行军事战略变革的根本动因。欲征服世界,终须征服中国。随着实力的加强,美国的军事战略目标从“遮掩”到“凸现”——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竞争对象和遏制对象。从“北约东扩”到“亚洲小北约西扩”,美国新军事战略全方位围堵中国的态势已经显现;从“军售”到支持台独,美国包围中国的最后一环已经完成。     

政府利益形成的原因分析

政府利益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要有效地控制政府利益 ,使之处于良性的水平之上 ,就要对政府利益形成的原因作出分析。在我国 ,政府机构利益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传统文化和制度惯性的影响、利益密度不均衡、传统的“单轨政治”在改革以后发生了断裂以及制衡机制的低效等各种因素为政府机构利益的膨胀提供了条件和生存空间。     

"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的立法解读及其适用

本文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来分析《许可法》第57条,试图达到以下三项目的:第一,以学界的共识—第12条第1项属于无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12条第2项属于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为前提,通过探讨”行为许可概念的性质来重新界定“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的法律内涵,指出“行为许可的有数量限制性”不必然导致“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二,以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要求为检验标准,以新的“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探讨第57条的适用事项范围,并解决相应的逻辑矛盾。最后,以前述的分析为理论背景,为第57条的法律适用提出建议。     

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

法院、当事人和律师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程序效果,民事司法难以满足各方利益诉求是造成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休眠”的主要原因。在法院方面,我国的政策实施型司法程序消弭了法院在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在当事人方面,立法上则存在着利益诉求难以转化为诉讼权利,当事人缺乏理性诉讼动力等症结;律师在代理代表人诉讼过程中职业的公共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降低了其在代表人诉讼中的参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