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复工复产正当时 草原巾帼在行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依靠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走出最艰难的阶段,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严峻,防控工作决不能放松。在以常态化战斗确保防疫发展“两不误”的过程中,妇联组织、妇女姐妹齐心协力、持续奋战、善作善成,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尽显昂扬的巾帼斗志。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持之以恒,方能善始善终。面对疫情防控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本刊继续推出“抗击疫情巾帼行动”专题,记录“半边天”坚持不懈拓展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局面的奋斗姿态,多措并举推动有序复工复产的前进步伐,为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中国之治”的制度自觉与自信

显著优势:铸就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     

从康有为、谭嗣同的比较看近代哲学的书写

在中国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因而呈现出诸多相同性。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两人的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如果说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相同性体现了戊戌启蒙思想初级阶段的鲜明特征的话，那么，两人思想的不同性则显示了迥然相异的学术意趣和致思方向。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异同关系置于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之下予以审视，便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深入思考。     

中国制度好在哪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因为它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显著优势。“好”在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制度是非中性的,不同的制度有其不同的优势群体,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关注是不尽相同的。对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制度的安排必须让中国社会最大多教的人能掌握这一制度、能使用这一制度,并会运用这一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力。     

思想汇

“百年末有之大变局”是哪“百年”《光明日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侖金尧文章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初看是一个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实则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获得的长时段判断。可以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作为“百年”历史的开端,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发生的重要时间点。     

日本二审法院如何审查裁判员认定的事实——以日本最高法院2012年2月13日判决为例

日本在引入裁判员制度时未修改上诉制度的相关规定。随后,日本最高法院于2012年2月13日做出判决,强调刑事二审程序应采用事后审制,应当参照"经验法则、逻辑法则违反说"标准审查裁判员参审下第一审程序认定的事实,并对《刑事诉讼法》第382条规定的"事实误认"这一上诉理由的内涵做出一般性解释。通过考察日本裁判员制度实施后刑事二审程序审查方式的变化,可以发现,陪审制度与上诉制度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力,但由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理论尚未得到简明论述、司法功能发挥不顺畅、上诉审审判模式定位缺失,这种作用力在我国相当微弱。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未来改革方向应当是大力发展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理论,整合司法改革各项措施,构建陪审员参审刑事案件大合议庭事实认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