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犯罪刑事政策内涵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的分析

依据《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当前证券犯罪刑事政策是一种严厉的刑事政策,其内涵包括“依法从重从快”“严密法网”及“打防结合”三个面向。该内涵的设定不仅契合了证券犯罪治理的法治化趋势,更彰显了证券犯罪治理的科学化要求。证券犯罪刑事政策的科学化表现是顺应了证券犯罪的生成模式。为了落实证券犯罪刑事政策设定的内涵、实现其科学化要求,需构建协同治理机制、加强社会资本建设、完善刑罚替代措施以及引入技术治理手段。     

从日越关系新动向看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新趋势

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日本重视并积极推动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外交。菅义伟组阁不到一个月即把外交首秀选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使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重视对东盟外交、通过越南、印尼等重点国家对东盟施加影响的趋势更加明确。越南担任2020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同时也是该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希望通过其在东盟内部以及东盟与地区相关国家间发挥协调作用,树立在地区乃至国际上的形象。推行"革新开放"政策的越南,对日本的资金、技术及市场寄予厚望,也明确表示欢迎日本在安保领域发挥作用。日本则伺机在经济、政治及安保领域全面介入,在助力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2020年末RCEP成功签署,给东亚合作带来新契机,东亚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以东盟为核心,推进包括中国、日本、东盟多边、湄公河次区域以及日越、中越、中日等双边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一个多重、递进谈判的关系契约:高新技术企业再审视

高新技术企业的涌现和快速发展给企业契约理论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审视,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关系契约,其特殊性在于契约的多重性和递进谈判。从缔约主体、劳动主体在契约中所起作用和地位、契约内容的层次等方面研究,可以揭示高新技术企业契约的多重性、递进谈判等特征。     

规则生成的行动主义方案：从设计性到流动性的逻辑转换

面对工业社会复杂的治理情境,治理者以封闭性和稳定性为前提进行着规则的制度主义设计,以期能够通过框定行动边界、结构化行动逻辑来实现对社会的良好治理。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带来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迅速增强,使得制度主义的规则设计陷入前提的结构性松动、规则与行动间的失衡,以及束缚行动者创新的现实困境。因而,在思考高速流动性和高度开放性社会的合作治理时,我们呼吁规则生成的行动主义方案,这就要求我们实现从设计性向流动性的逻辑转换,在流动的具体性中采取开放性的设定,由行动者设计支持合作治理及其“行动者网络”建构的规则体系。     

数字时代，如何使社区更“韧性”

忽略韧性诉求成为过往智慧社区建设的关键性缺失。在全球性复合型风险日益迫近的时代背景下,韧性建设和韧性治理才是城市和社区的核心面向和根本诉求,而“智慧”则是其中最基础构件和最本质内涵;未来社区,无疑就是韧性—智慧社区。韧性—智慧社区在时间维度上“平战结合”,在空间维度上“软硬交互”,具有自我感知、预防和独立应对的特质,是韧性和智慧的深度融合,可谓社区治理现代化新标杆。实践中可以从四方面发力：人机融通,推进智慧化善治;网格化网络化统筹,搭建基础信息平台;“平战”转换,强化全周期管理思维;城市—社区协同,形成倍增效应。     

财政治理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历史脉络、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在取得脱贫攻坚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步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段。财政治理如何推动共同富裕,是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新地位”以及共同富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心课题”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所提出的“新命题”。财政治理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历经革命财政、建设财政、改革财政以及治理财政等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基于财政治理适应并服务于不同时期共同富裕实现特殊性的历史逻辑,进一步归结出财政治理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为新时期财政治理赋能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立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财政治理可通过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格局,完善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彰显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中国城镇化问题的治理之道——基于空间正义的分析

城镇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当下中国,城镇化速度较快但质量偏低,呈现“半城镇化”状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是一种不彻底的城镇化。中国城镇化问题之凸显,源于城镇化过程的管理失当乃至偏离正义。以空间正义为导向和原则,强化和优化城镇化管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城市治理现代化,实现“再城镇化”,让更多人共治共享更多现代城市文明,是应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战略选择。     

中欧关系研究:三个重要的视角

本文在梳理国内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欧关系研究的三个视角:国际体系的角度、社会本体论的立场,以及未来取向的规范视角,并通过这三个方面揭示中欧关系的进程建构特征、互动模式和未来发展趋势。     

欧盟治理下社会伙伴的角色变化

欧盟/共同体层面的制度建设改变了社会伙伴的偏好、兴趣以及思想,将他们吸引到"欧洲社会共同体"中。社会伙伴在欧盟治理的传统模式——共同体方法下,发展社会对话、参与三方会谈并为立法提供咨询;在《马约》签订后,借助社会伙伴程序,社会伙伴享有了直接参与立法的权利;而在欧盟新型治理模式——开放式协调法下社会伙伴又与公民社会一道在欧盟的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监督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对社会伙伴在标准立法程序、社会伙伴程序以及开放式协调法三种决策机制下的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力求从一个侧面反映欧盟治理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