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业务、队伍和信息化“三位一体”机制研究

在依法治国与经济社会全面信息化的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充分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科技手段，探索建立符合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特点的检察业务、检察队伍和信息化建设相协调的“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是落实新时期检察工作主题和总体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检察管理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必须紧紧围绕检察工作主题和总体要求，构建以检察业务管理为中心、队伍建设为保障、信息化建设为手段的规范化管理模式，全面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     

刑事“幽灵抗辩”的诉讼应对

基于法律意识的提升、举证责任的加重、律师辩护的介入、看守所的交叉感染等诸多原因,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对其是否在明知系违法的情况下仍实施不法行为,因而涉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进行各种难以查证的辩解,即所谓的“幽灵抗辩”,企图逃避刑罚追究.对此,必须从办案实际出发,通过合理利用刑事推定,严密取证方向,正确适用附条件逮捕措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保证依法准确打击犯罪.     

抢注名人商标,一场竹篮打水的游戏

林书豪被抢注成299个商标,刘翔被抢注过48次,林丹的抢注记录是54条……谁在抢名人商机,名人又该如何＂保名字＂？2012年9月20日,姚明团队起诉生产、销售＂姚明一代＂的武汉云鹤大鲨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一案二审落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由武汉云鹤大鲨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赔偿姚明包括维权合理费用在内的经济损失共计100万元。     

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解放更大的阻力，显然来自既得利益。无可否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衡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报，有一些却未必合理，而不过是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之；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某些改革先行者，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为什么思想解放容易口号化、标签化，难于落实，难于把自己摆进去？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评说速览

非法证据排除不能留有余地1新刑诉法实施前的"预热第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按照新刑诉法的要求,法官历史性地在法庭审理前,排除了对嫌疑人不利的非法证据。证人出庭作证和非法证据排除,是新刑诉法修改中的两大亮点,都在本案审理中得到了体现。尤其是首次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司法实践意义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追求刑事司法法治化的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实施至关重要。新刑诉法首次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意图从制度     

交叉型毒品共同犯罪中的数量认定及量刑

【裁判要旨】交叉型共同犯罪下应结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认定毒品数量;人货分离拒不认罪状态下,应严格审查在案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以及相关的逻辑关系,判断在案证据能否形成证据链,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毒品数量是量刑的重要情节,但不是唯一情节。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应当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当地禁毒形势等各种因素,区别对待。     

改变“迟来正义”现状的举措——以张高平案件为视角

赵高平案件的曝光,让人们再次反思,为何类似的冤假错案会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一场场悲剧的发生,以一次次的纠错赔偿机制启动的喜剧结束,最终却落得个一场场闹剧。迟来的正义非正义,结合赵高平案件,从司法观念转变、公检法三机关的配合与制约角度进行分析,目的在于避免此类冤案的再次发生。     

青年法官的困惑和出路

正有些青年法官在工作初期容易存在三个方面的困惑:一是经验不足,工作难开展;二是收入不高,感到不平衡;三是认为前途渺茫,灰心沮丧。解决困惑的方子也是三个:提高能力、合理定位和知足常乐。经验不足与提高能力当前各类社会矛盾急速增多,很大一部分社会矛盾以案件形式进入司法渠道,加之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往往涉及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矛盾主体、多领域的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人权法反思——基于必要性的考量

合理使用作为著作权制度中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安全阀",其适用范畴的任何伸缩,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言论自由权、受教育权、隐私权等人权问题。回溯知识产权与人权挂钩的历史事件,反思在著作权保护与人权保护同样强势扩张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失衡,进而指出合理使用制度的未来变革应当体现知识产权保护的人权属性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等待“总理房价”?

全国两会刚刚结束,温家宝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随之而来的,是各地热心者根据自己理解的"合理价位"计算的"总理房价"。大致的依据是"房价收入比",也就是城市的平均房价与每户居民的平均收入之比。根据国际上的一般标准,认为房价收入比的合理区间是3倍至6倍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