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克隆卡”案件中银行与持卡人责任分配

在“克隆卡”等银行卡欺诈案件中，美国适用“50美元规则”对消费者责任进行限制，尽管有一定合理性但仍存在缺陷。我国没有统一“克隆卡”纠纷案件的责任分配方式。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不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因此商业银行没有动力改进银行卡技术提高交易安全。在“王永胜诉中国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将资金损失责任交由发卡行承担。但是，仍应从立法层面尽快明确银行和持卡人的责任分配，建立消费者责任保护限制机制。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价值与完善

修改后刑诉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特别程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一制度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实需要,是对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又一举措,是贯彻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重要体现。但仍有值得进一步研讨和改进之处,本文通过阐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背景、价值,指出修正案对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的缺陷,尝试提出改进建议,促使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真正得以构建和完善。     

辽宁省、市侨联携手华润万家走访慰问沈阳归侨侨眷

9月25日、26日,辽宁省侨联秘书长沈峒孚、沈阳市侨联主席王庆伟、省侨联权益保护部部长刁贵春、华润万家联合店总经理张铭等一行,在中秋、国庆节前,将优质的月饼、大米、豆油、面粉和啤酒等礼品送到了沈阳市11户困难归侨侨眷家中.     

知识产权VS.网络自由:新一轮国际立法争议解读

互联网假冒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各种各样的努力,法律当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近期国际上关注度最高的《反假冒贸易协议》就有专章规制网络环境下的假冒和盗版问题,目前这一协议已经有三十个国家签署,影响广泛.《反假冒贸易协议》是国际条约,体现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变化,各国家/地区内部也在从完善原有法律或者进行专门立法的角度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努力,以美国为例, “保护知识产权法案”/“网络反盗版法案”( PIPA/SOPA)是最近美国备受关注的两部法律提案,两部法案内容相仿,一部由众议院提出,一部是参议院提出.     

义和团：从无畏到怯懦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lll东和直隶（河北）爆发，标榜“扶清灭洋”，烧杀抢掠教堂教民，杀害传教士和其他洋人。为保护使馆安全，各国驻京公使要求调卫队进京。5月31日，经清政府同意，各使馆调进卫队300余人。其后，团民陆续进入京城，活动不断升级。6月10日，各国公使感到危险逼近，决定增调兵力保护。当天，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西摩尔率领2100余名八国联军，由塘沽登陆，然后，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发，中途遭遇义和团袭击。从此开始，一部分团民参加了周八国联军的战斗。     

“巾帼科技致富”展英姿

二师三十三团工会、女工委利用多种形式,大力发展"巾帼科技致富"工程,针对不同行业的特殊性,有重点地树典型,去年有6名女职工作为"巾帼科技致富"先进个人受到师工会的表彰,带动了广大妇女走自立、自强科技致富道路。近年来,该团工会采取走出去请进来     

爱上十字绣

如果光看她的那些美丽的十字绣作品,谁会想到她有一只畸形的手呢。贾立,一个美丽聪慧的农村姑娘,也是一个左手畸形的残疾人。仅仅因为天生有一只畸形的左手,她刚出生便被遗弃。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她在浙江海宁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的照顾下平安地长大。后来一对好心的夫妇出现在她面前,成为了她的父母。她的命运也在养父母的呵护保护及四处求医之后,有了诸多的转变。邂逅接触十字绣始于5年前,那时的贾立又有了一个新的家,一个自己的家。一个     

未成年人基本权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未成年人是社会的未来,他们能否健康地成长,他们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否得到充分地尊重和保护,关系到他们自身和家庭的幸福以及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和未来。然而侵犯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应试教育体制及保护未成年人法律的缺失和不完备。故改革教育体制和完善相关法制,已凸显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妇女干部办实事

正"这是十六连指导员送给我的棉衣和裤子,我穿在身上,暖在心上,我要快快地拾花,为农一师三团的‘三秋’出一份力量,明年我还来。"10月16日,在三团十六连,从喀什来的民族拾花工阿兹姑对我们说。三团女工委在拾花以来,针对外来民族拾花女工多、拾花过程中需要帮助的有困难的女职工多的现状,发放"妇情日记"121册,团连两级妇女干部人手一册,亮出身份进连、下田、入户访问,     

论外交保护国的确定规则

尽管现代国际法在人权保护、投资争议解决等少数领域授予私人以针对实施国际不法行为国家的直接诉权,但私人国籍国的外交保护仍然是解决国际争议的重要手段.受损害的私人持续性地保有外交保护国国籍是该国行使外交保护权的限制性条件之一,200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在坚持该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吸收了外交保护的国家实践、司法或仲裁判例、学者学说中的合理成分,在自然人、法人、股东国籍的确定规则方面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