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学习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的体会

作者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发展为例,谈了对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部分的理解,指出中国对待周边国家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收到良好的效果.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忠实贯彻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真诚地、友善地对待邻国,并运用卓越的外交智慧,是中国顺利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原因.作者概括了中国"与邻为善"政策对待中亚国家的五个表现,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党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结晶和升华.     

构建一种可行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对"上海五国"的国际机制理论解读

"上海五国"是中俄哈吉塔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构建起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上海五国"的基础是五国共同利益的存在及其对合作的期望."上海五国"走了一条"逐渐外溢"的渐进式道路.要完善、发展"上海五国"机制,应加强对话和交流、建立多层次的沟通机制,注意控制规模、把握节奏,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     

王谢的风流——文莱达鲁萨兰国王室

在南京的时候,曾在课后与同窗一二偕游中华门.中华门外的聚宝山上有一王墓遗址,当地人俗称为"马回回坟".后查阅史书,始知安葬在此的是古渤泥国的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公元1408年,即大明永乐六年八月乙未,僻处南海的渤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王妃、世子、兄弟姐妹及群臣150余人来中国访问,向朝廷进献了龙脑、鹤顶、玳瑁、犀角、金银宝器等.明成祖专门在奉天门外盛筵款待麻那惹加那乃一行.     

社会主义实践世纪的回眸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开创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制度,由此也产生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历程的“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同建设实践形态。二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践的,实践的观点是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因此,社会主义必须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客观现实条件的改变而“更新”存在的形式,才能永葆生命之树常青。     

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与国家政权建设:一种比较历史的视角

比较历史分析表明,国家法对习惯法、民间法等不同类型法律的超越与替代是国家政权由间接统治转向直接统治的关键之一,也就是现代国家取代传统国家的关键之一。尽管国家政权在中国相对早熟,古代中国的国家法仍并不足以使君主达成对社会比较彻底的直接统治,晚清民初以西方司法制度为蓝本的改革也没有真正带来国家法在中国社会中的扩张。中国共产党具有改造传统社会的强烈愿望,但在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中也同样面临着国家法扩张的困境。作为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诉讼程序的便利化、实体法的现代化以及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创造和扩散,不仅有效地拉近了政府与人民的距离,而且有助于实现国家政权对社会成员的直接统治。     

以学习实践活动为引领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

辽宁民进各级组织要坚持"有思有行、集智聚力、顺势而为、开拓创新"的工作方针,结合形势任务和工作实际,把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作为工作主线,贯穿于加强自身建设和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全过程。     

阿富汗局势发展中的塔利班因素

塔利班是影响阿富汗重建工作顺利进展的主要因素。奥马尔去世后,塔利班内部纷争加剧,"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呼罗珊省"势力增强,加尼政府军事清剿力度加大与外部势力打击和制裁措施升级,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塔利班的实力。为此,塔利班采取了选择强硬领导人、频繁发动袭击、坚持游击战等相应的反制措施。就目前情况来看,塔利班正在整合内部力量,出于争夺阿富汗局势主导权的考虑,塔利班发动袭击的频率和强度可能会增加,而加尼政府的军事打击和外部势力的介入很难从根本上消灭塔利班势力。阿富汗政府、外部势力与塔利班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将决定阿富汗局势的未来走向。     

论增强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我们奠定了增强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整体向心力的坚实基础。但是，要达成这样一种政治上高度认同的向心力，我们仍面对着艰巨、复杂和繁重的任务。实践证明，增强各民族成员一种高度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增强中华民族各成员强大向心力的必由之路。     

浅析新民诉应对新“国五条”避税

新"国五条"刚刚颁布,"二手房转让需要支付20%的个人所得税"便成为了民众关注的热点,该条款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二手房的买卖热潮,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各种避税方法的产生。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很适时地对这些避税方法进行了规制,但是仍然有很多房屋买卖者铤而走险,在此通过对新国五条以及新民诉的解读,加之对各种新型避税方法的分析,给民众提供一种正确的导向。     

中日早期现代化中资金问题的比较研究（1870—1911年）

本文对1870-1911年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资金来源、两国政府在资金和其它方面对近代企业的扶持资助措施,以及两国政府在建立早期资金市场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论证一个观点即在中日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中日两国政府扮演的不同角色、制定的不同政策和发挥的不同作用,是导致中日早期现代化结局不同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