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能否重回世界政治舞台中心

近10年来,民族主义不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继续蔓延,也在一些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抬头。就国际政治而言,美国、欧洲等地日益突出的单边排外行动,似乎预示着世界政治有可能重回大国竞争、民族主义对抗的老路。在全球化时代,对民族主义最为有力的回应应该是大力弘扬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合作,共同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外投资合作何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

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包含最广泛政治意愿的全球发展共识,也是未来较长时间内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对外投资合作领域有广泛的运用,同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具有高度的共通性。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对外投资合作大国,要切实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实现由对外投资合作大国向对外投资合作强国的转变。     

把握机遇,抢占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国内电信运营商颁发5G牌照,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5G网络的主要优势在于数据传输速率远超以往,是一项从量变到质变的技术变革。每一代通信技术变革都能催生新产业与新业态,5G技术作为新兴技术将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助力传统经济转型,成为人类社会未来数年乃至更久的新发展引擎。     

国际工程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风险分析与控制举措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实施的深入推进,中国建筑企业承接的国际工程承包项目越来越多,面临考验越来越大,一些国际工程项目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人力资源管理存在一定风险。文章结合某国际项目对国际工程项目人力资源管理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对风险控制进行了策略研究,借以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国际人权公约国内司法适用新路径——以解释性适用理论为视角

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内司法适用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难以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部分国家出现的解释性适用理论以其特有的灵活性与良好的适应性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模式之一,起到了很好地缓解国内人权司法保障与国家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之间的矛盾。以解释性适用理论缘起为视角,讨论其概念及具体方法,分析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国内司法适用的现状及存在障碍,通过比较该理论在域外国内司法适用中的作用及特点,探讨其在我国法院适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提出建议意见。     

《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的约束及其合法性研判

作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重要经贸外交成果,《美墨加协定》被称为是美国21世纪贸易协定的新范本。《美墨加协定》延续了美国对贸易对象国进行区别对待的传统,对非市场经济国投资者和国有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进行严格限制,甚至开始在区域层面推广针对非市场经济国的"毒丸"条款,这严重损害了二战以来多边贸易体系中的非歧视待遇原则。《美墨加协定》非市场经济国的特殊规则违反了条约不对第三国施加义务、区域贸易协定应更自由化以及善意原则、禁反言等国际法规范。基于此,应从国际法角度认识并解决《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的不当约束。作为利益相关方,中国一方面应积极回应所谓"非市场经济国"的指责,另一方面以维持和完善公平竞争秩序的方法推进国内市场经济改革,并以法治的理念深化中国和美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坚定不移地捍卫全球化。     

国际发展合作PPP ——更有效的发展合作新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模式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十余年在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日益流行的"国际发展合作公私伙伴关系"。通过考察公私合作这一国际发展合作新型模式的渊源、内涵与机制,探讨其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的"发展包"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对中国对外发展合作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引入非政府行为体与商业模式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开展国际发展的公私合作方面虽是先行者,但亟待将自身丰富的实践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并就公私合作制定更为明确的指导原则及管理细则,同时设立相关的机构机制,促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成长。这不仅可以创新完善中国的对外发展合作,进一步扩展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有助于逐步建立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话语权,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向更加包容、多元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红十字的由来

红十字标志是国际人道主义保护标志,是武装力量医疗机构的特定标志,是红十字会的专用标志。红十字标志是红十字运动的象征．体现着当今世界的人道与同一隋。它的存在和正确使用,对于执行人道主义保护任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作用机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其必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而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回应效能使这一影响成为可能,二者互为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的组织化和舆论性的参与途径,改变了公民参与不均衡的状态,并引导公民理性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从而增强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而政府回应推动了日益壮大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其成为一股引导公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的正向有序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互补性政治生态和作用机理,使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双赢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