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河南教育“大跃进”

王锡璋(1915-2006),从1958年初到1983年,先后担任河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后又担任了两年省人大教科文卫工委主任。王锡璋长期主管河南教育工作,对有关教育的许多重要会议和事件,他都是亲历者,可谓河南教育事业历程的见证人。1995年采访他时,蒙其赠送了《一九五八年的教育大跃进——教育工作回忆之一》的油印材料。河南大跃进50年后的今天,我又重读王锡璋当年写的这册油印回忆录,感到这是记录1958年河南教育大跃进实情的沉甸甸的信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于是,择其要点整理,以作此文。     

"大跃进"运动发生之国际因素论析

50年代"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是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国际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对此加以分析和研究,对正确认识"大跃进"的起因和深刻总结其经验教训将有重要意义.     

大跃进时期党的人口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多次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口号,《人民日报》还用整版篇幅刊登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是,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党的领导人却又认为人多是好事,转而批评马寅初的人口论。党的人口思想的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从当时社会心理的因素来看,劳动群众是很难接受节育思想的;党的领导人还没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认识到人口问题的深远意义;大跃进中人力紧张的假象,更使党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人口还不够多。     

陈毅:我只求一个公正的评判

在五反期间,陈毅说过大意是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这样掷地有声的话。李新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他后来在《李新回忆录》中写道:     

全面看待和客观评价大跃进时期的毛泽 东简

对于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既要看到他犯严重左倾错误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努力纠左的一面;既要看到犯大跃进左倾错误的主观因素的一面,也要看到犯这一错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一面;既要看到毛泽东对大跃进左倾错误负有主要责任的一面,也要看到确有党中央乃至全党集体责任的一面。对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应予以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     

论“大跃进”期间江苏省农村劳动组织模式的调整

“大跃进”运动初期,江苏省废除了农业合作社时期形成的各种有效劳动组织模式,采用了“大兵团”作战式的劳动组织模式,但这种劳动组织模式造成农活质量低下,劳动效率差,干部瞎指挥等弊端,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八届六中全会后,江苏省响应国家号召对劳动组织模式进行了大力调整,废除了“大兵团”作战,恢复了合作化时期的评工计分、“三包一奖”等劳动组织模式,实施了各种各样生产劳动责任制,甚至出现了包产到户。江苏省农村劳动组织模式的调整加强了农村生产管理,提高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对缓解“大跃进”造成的困难,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58—1959年毛泽东纠“左”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礼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     

影响中国的三次调查研究之风（下）

1961,调查研究年 1960年夏,因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共产风”抬头,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央领导们急需一个改善的根本办法。     

西方学者关于“大跃进”的相关专题研究

几十年来,学界对"大跃进"时期的研究并非仅限于国内。西方学界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对我国"大跃进"的研究,其研究方面主要有对地方"大跃进"情况的研究、对各行业"大跃进"情况的研究、对"大跃进"时期妇女解放的研究、对"大跃进"时期民歌及文学的研究、对"大跃进"中教育领域有关问题的研究。     

国民经济调整初期的“纠错”问题研究——以引洮工程为例

"大跃进"时期,甘肃省集全省优势资源,兴办超级水利工程——引洮工程。在"左"倾指导方针下,引洮工程修建期间无偿调拨了大批劳动力和物资,工地上的干部也为维系这一红旗样板工程多次更新换代。国民经济在60年代初期遭遇严重困难,引洮工程被迫下马,甘肃省委随即在引洮工地上进行物资退赔和干部甄别复查的善后处理工作。本文从一个个案的角度,考察中共如何从上述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实事求是地处理危机,以将"大跃进"时期"大办"基建工程所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