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党的人口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多次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口号,《人民日报》还用整版篇幅刊登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是,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党的领导人却又认为人多是好事,转而批评马寅初的人口论。党的人口思想的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从当时社会心理的因素来看,劳动群众是很难接受节育思想的;党的领导人还没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认识到人口问题的深远意义;大跃进中人力紧张的假象,更使党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人口还不够多。     

陈毅:我只求一个公正的评判

在五反期间,陈毅说过大意是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这样掷地有声的话。李新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他后来在《李新回忆录》中写道:     

全面看待和客观评价大跃进时期的毛泽 东简

对于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既要看到他犯严重左倾错误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努力纠左的一面;既要看到犯大跃进左倾错误的主观因素的一面,也要看到犯这一错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一面;既要看到毛泽东对大跃进左倾错误负有主要责任的一面,也要看到确有党中央乃至全党集体责任的一面。对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应予以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     

论“大跃进”期间江苏省农村劳动组织模式的调整

“大跃进”运动初期,江苏省废除了农业合作社时期形成的各种有效劳动组织模式,采用了“大兵团”作战式的劳动组织模式,但这种劳动组织模式造成农活质量低下,劳动效率差,干部瞎指挥等弊端,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八届六中全会后,江苏省响应国家号召对劳动组织模式进行了大力调整,废除了“大兵团”作战,恢复了合作化时期的评工计分、“三包一奖”等劳动组织模式,实施了各种各样生产劳动责任制,甚至出现了包产到户。江苏省农村劳动组织模式的调整加强了农村生产管理,提高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对缓解“大跃进”造成的困难,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58—1959年毛泽东纠“左”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礼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     

影响中国的三次调查研究之风（下）

1961,调查研究年 1960年夏,因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共产风”抬头,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央领导们急需一个改善的根本办法。     

西方学者关于“大跃进”的相关专题研究

几十年来,学界对"大跃进"时期的研究并非仅限于国内。西方学界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对我国"大跃进"的研究,其研究方面主要有对地方"大跃进"情况的研究、对各行业"大跃进"情况的研究、对"大跃进"时期妇女解放的研究、对"大跃进"时期民歌及文学的研究、对"大跃进"中教育领域有关问题的研究。     

陈云与"大跃进"中的基本建设

陈云同志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对1958年的"大跃进"及后来的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经济建设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我国的基本建设的流程,他提出了"要注重’有先有后,轻重结合,先后结合’"的观点;"基本建设中要注重质量,防止偏面节约"的观点;"基本建设投资要保证重点和支援农业"的观点.这些理论,对我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仍是有意义的指导意义.     

从GDP竞赛到科学发展

我国从搞“大跃进”时起,就有“经济增长率升级大战”的历史传统,这是由于我们缺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急于求成造成的。五年前,在制定“十一五”规划中,再次出现了经济增长率目标层层放大的效应。     

广灵县：“档案展览室”助推廉政文化建设

广灵县壶泉镇三庄村有一个＂档案展览室＂,保存着三庄村几代人薪火相传保留下来的数十类纸质档案一万余件,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统计台账,到大跃进时期的党务凭证,再到1970至1986年生产队的财务账目等各类档案资料,完整地记录了广灵县壶泉镇三庄村人60多年来的生产与生活,集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