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农村进行调查。图为刘少奇在同农民交谈。▲1962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同湖南调查组全体成员合影。▲一九六一年三月,朱德在洛阳拖拉机厂调查。▲1961年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率领调查组到河北邯郸地区进行调查。图为周恩来在召开座谈会。▲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时同公社干部合影。二排左四为陈云,左五为薛暮桥。▲一九六一年四月邓,子恢在福建龙岩地…     

火红年代的武钢“编外突击队”

在1958年大跃进和大办钢铁如雷的战鼓声中迎来的武钢投产及创业历程，是一场激烈艰苦的夺钢战斗。主力是战斗在夺钢一线的广大钢铁工人，但不应也不会忘记曾经与主力军并肩战斗的由武钢代管的几千名武汉钢院（现武科大）学生军，堪称火红年代武钢初创时期的“编外突击队”。这批学生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在武钢各厂矿，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调查研究的启示

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全党同志“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在百忙之中回到了家乡湖南，主要是到农村就人民公社的发展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贺龙怒斥航空产品“大跃进”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11月7日．中央军委常委在听取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关于国防工业情况的汇报以后，向中央建议．在军委领导下成立一个国防工业委员会．加强对国防工业的领导。196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任命贺龙为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     

饥荒年代的茅台酒“大跃进”

新中国成立前，贵州省的茅台镇有“成义烧房”、“荣和烧房”、“恒兴烧房”三家私人酒坊。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成为世界名酒。建国后，三家酒坊由政府接管，合并为茅台酒厂。此后规模逐步扩大，但年产量基本维持在二三百吨左右。到了1958年，茅台酒产量从1957年的283吨突然激增至627吨。1959年，产量又达到820吨，1960年升至912吨。     

我完全接受中央和少奇的批评

196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巨大、恶性滑坡，事实证明挟持着沉重惯性的超速度经济巨轮必须急煞车，必须对实在高不可及的高指标进行调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但是，到了1961年，在当时党内，尤其在高层领导人之间，在实际工作中对全国经济形势的认识，特别是对“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是有明显分歧的。为了统一对“大跃进”的认识。认真规划经济建设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认识分歧。     

海淀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

北京市海淀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城区部分是首都科教文化重点发展的区域，郊区部分还有着相当数量的农田和农业人口。当年海淀区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伴随着大跃进高潮而产生的，其形成时间短，规模大，管辖范围广，公有制程度高，辖区内的一些驻区中央单位、高校都参与进来，因此在这个运动中形成了一些不同于一般的特点。     

也论“大跃进”的缘起——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述

“大跃进”的发动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渊源。一方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是基于“走自己的路”的要求,即探索出一条既可以集中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又能够维护农民的利益,在较少资金投入的条件下促进农业生产的中国式建设道路;另一方面,“大跃进”运动又是党的历史上大生产运动的再现。毛泽东希望通过发扬革命传统,以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发挥,来弥补当时资金、物资的匮乏。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

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以“出经验”、“出典型”、“出问题”而闻名全国，也是运动的重灾区，记述和研究山东的农业“大跃进”运动的历程，分析其影响，总结其经验，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毛泽东庐山之夏50天

1958年底，中国出现了天灾人祸的窘迫形势。毛泽东心急如焚，接连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1959年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决心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批评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然而，半年来的会议和领袖的良好愿望，并未完全贯彻下去，过热的空气，并未冷却下来，形势依然严峻。饥饿、贫穷、艰苦威胁着老百姓的生活，怨天尤人的现象在干部队伍中较为严重。鉴于此，毛泽东担心出现悲观、泄气，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对“三面红旗”失去信心的局面。他认为高级干部的这种“悲观”是对“总路线”的怀疑，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前景丧失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