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神话的幻灭——全国首例高产“卫星”坠落记

公元1958年，湖北省光化县（现老河口市）爆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的11亩小麦平均亩产小麦3215斤。6月11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十一亩小麦单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隆重报道了此事。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热情洋溢赋诗盛赞：“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记录，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占头名，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崔营乡的3215，吹响了全国农业“大跃进”的号角，此后，全国各地夏粮、秋粮亩产几千、几万甚至上十万斤的增产捷报频传。于是产生了当时最为流行而响亮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像水一样流淌

从小，他就有从大学中文系到职业作家的人生规划。1955年，他的哥哥要考师范了，但是，家里没钱供两兄弟同时读书，父亲只好让年幼的他先休学一年。1962年，他20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结果，成绩在班上排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高考结束后，他经历了最痛苦的两个月，所有的理想、前途和未来在瞬间崩塌。他不知所措，记不清多少个深夜，他从床上惊叫着跌到床下。     

毛泽东1959年上半年六篇《党内通信》及其纠左意义述略

在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各类著作、文稿中,以<党内通信>名称拟题的共有六篇,这就是毛泽东于1959年3月至5月撰写的六篇<党内通信>.它是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已出现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党中央努力纠正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信中关于反对平均主义、反对"共产风"、努力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以及在工作作风方面提倡讲真话、坚持群众路线等等内容,对于当时纠正左倾错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德与大跃进

大跃进历时三年(1958～1960),是中央领导层的集体决策,朱德一度赞同与推动。然而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较早地觉察到“大跃进”的错误并提出纠正措施,是党中央最早认识大跃进错误的领导人之一。     

城市化“大跃进”透支城市未来

近年来．我国各地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无论大中城市还是小集镇，都呈现出“扩张”“膨胀”的势头，大规模拆迁的现象随处可见。然而，需要警惕的是，不少城市搞大拆大建，急功近利，一味地贪快求新，搞“运动式”、“蔓延式”的发展，这种城市化“大跃进”，忽视了城市发展的质量，造成了公共资源及财富的透支。     

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发行研究(1959—1962)——以安徽省为例北大核心CSSCI

1958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发行地方公债的决定》,标志着新中国步入了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年代。1959年至1962年,安徽省按照"合理分配、自愿认购"的原则发行公债,是新中国唯一一个连续四年计划发行地方经济建设公债的省份。在"大跃进"背景下,安徽省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发行凸显政治色彩,财政计划与经济计划脱节,出现了摊派、官僚主义等行为,利用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回笼资金、投资基建的预期目的未能全部实现。为缓解人民群众生活困境,1963年安徽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全部提前兑付,体现了政府对民众生活的照顾,获得了人民的赞扬。     

彭德怀在“大跃进”期间视察敦煌

<正>我来看看,见见群众1958年10月22日,深秋时节的塞上小城敦煌已是秋风萧瑟,寒气袭人。下午,一辆普通的绿色军用吉普车停到了敦煌县委大门前的马路边上。一位身材魁伟、表情严峻的老人从车上下来,后面跟着两位军人和一位夹着文件包的年轻人。三天前,敦煌县委已接到省里电话:22日彭德怀要来敦煌。县里的干     

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形成

中国是在“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声中进入1960年的。然而，无论报纸上的文字是如何慷慨激昂，这时“大跃进”的势头都不过是强弩之末了。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冷静下来，许多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开始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和反恩。作为中央领导层分管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比一般人对这些有更深切的体会和更全面的观察。     

大跃进前后上海与各地的协作关系

在大跃进前后，上海与华东及全国的各地建立起平等互惠的协作关系。通过协作上海在支援了各地建设的同时，还获得了急需的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达到了一种双赢的结果。从宏观上讲，也有利于物资和产能发挥更大的效用，弥补了当时计划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某些不足，促进了地区及全国的经济建设。     

领导者要勇于承担责任

毛泽东重视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善于取其精华,长于古为今用。1959年庐山会议前,他讲述春秋时期秦穆公引咎自责的故事,进而对"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多次承担领导责任和进行自我批评,就是一个令人深受教益的例子。1958年上半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