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救助探析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劳动力转移,制度的阻隔及外出务工人员承受能力等因素而出现的社会问题。当前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是因监护不力引发的安全问题与社会化受阻引发的违法或犯罪问题。应当从完善立法、司法程序保护、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和增强法律意识等多个渠道全面结合来化解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法律问题。     

全省检察机关:查办大案要案不松懈

本刊讯(李超)2月11日上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在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向大会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他说,今年,将坚持依法严格查办职务犯罪,重点查办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查办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案件,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犯罪特别是"小官大贪"的惩处力度。     

我国高校学生组织发展变革研究

选取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学生组织分别进行历史发展脉络梳理,归纳出学生组织结构的发展模式由适应型科层制特点逐渐演变为新型扁平化结构;组织功能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单一政治教育为主演变成今天的全面素质教育为主。针对学生组织变革中自身显露出的问题及在当代条件下如何与学生群体全面发展需求相适应,提出要从多维度扶持多样化组织结构;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学生组织独立地位的经验,加强学生组织的自治;鼓励学生组织与社会组织互动,以促进学生组织社会化的三大建设性措施。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不少争议。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明知"认定,可以采用推定明知的方式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主观心理态度。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是否要以被帮助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要求帮助对象构成犯罪,但须严格达到帮助对象人数众多或帮助行为情节严重的标准。在帮助对象构成犯罪外,对帮助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且行为人未在其业务范围内尽相应注意义务,才可定罪。帮助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应以行为人与被帮助者有无事前通谋为界定标准。若行为人与被帮助者有事先通谋的,应对行为人直接以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罪行的共犯进行定罪处罚;而行为人与被帮助者事先没有通谋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网络相约犯罪的成因分析及防控对策

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快速普及和发展,网络违法犯罪日益猖獗。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中的各种通信群组肆意进行网络相约违法犯罪活动。敲诈勒索、绑架抢劫、雇凶杀人等严重网络相约犯罪行为与日俱增。加强网络相约犯罪的源头治理,强化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章规制,构建各方联动协作的配合机制,加大网约犯罪的打击惩处力度势在必行,重拳整治网络违法犯罪迫在眉睫。     

刑罚的有效性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刑事责任主体

为有效预防人工智能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将之纳入刑法调整的对象是必要的。因此,应将谁作为调整对象就成为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有的观点从法人刑事责任、人工智能的道义性等角度出发,主张将人工智能及其载体作为刑事责任的主体。但是,人工智能是以运算逻辑与数据为核心的计算机程序,不具有道义性,与由具备道义选择能力的个人组成的法人也存在本质区别,而且将人工智能或者其载体作为刑事责任主体不但可能导致人工智能行为的滥用,而且会使现有刑罚体系失效。为充分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有效预防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立法机关应将研发者、生产者以及使用者规定为刑事责任主体,并通过采纳严格责任、明确义务边界等立法措施,避免对技术进步造成障碍。     

我国的未成年人缓刑制度:反思与建构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我国普遍的社会问题,并且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鉴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差别,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与预防应当区别于成年人犯罪。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缓刑在立法上存在缓刑种类单一、缓刑适用严苛以及司法上的裁量标准不明确的问题。应当考虑增加未成年人缓刑种类、放宽未成年人缓刑适用条件来对未成年人缓刑进行本体建构;完善未成年人缓刑适用的前置评估听证制度和后置考察矫正制度的配套建构。     

电子商务平台犯罪事前预防研究

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在颠覆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为新型网络犯罪提供了渠道。在电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施的犯罪行为,其影响之大、危害之深,需着力打击与防范。通过文献综述法、案例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发现,电子商务平台犯罪高发与运营商、执法部门、商家、消费者等交易参与主体无不相关。所以,此类犯罪事前预防应从完善立法、加强电子商务平台与执法部门和商家的合作、增强电子商务平台的技术保障、提高电子商务平台准入门槛、提高网民安全意识等方面进行。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要件的检视

学界就"重大损失"要件的讨论主要围绕具体的损失数额计算方法,然而数额认定法存在先天缺陷、难以单一适用。从立法原意和有关司法解释来看,"重大损失"不局限于体现为数额的经济损失,其内涵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的企业经营能力、经营状况的显著恶化。现有以数额认定损失的思路应予以修正,可在以数额认定为基础和先导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各类非经济损失类型,进行认定。同时,应注意把握非经济损失类型的经营性、物质性、显著性特征,避免刑罚的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