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分税制改革之宪政反思与前瞻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提升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初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制度性进步的成绩,但从宪政的视角反思尚存在明显不足:在宪政的制度层面上,分税制改革缺乏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在宪政的价值层面上,缺乏民主基础的分税制改革难以真正承担起保障和促进人权的神圣使命;在宪政的实践运行层面上,缺乏制约机制的分税制改革难以做到财政权力的理性运行。当下,深化分税制改革必须与我国已经开启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结合起来,需要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进行宪法确认,遵循税收法定和预算法定原则,逐步完成适度的财政分权。     

伊朗宪政革命的思想背景

20世纪初的伊朗宪政革命,既是一场对伊朗近现代历史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也是历时近一个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历史高潮。它是在西方教育渗透、早期教育改革、文学改革、新闻出版兴起和西方民主宪政思想传播等思想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社会思潮的变化对伊朗近现代历史变迁影响至为深远。     

转型期中国宪法与行政法的互动

基于对公共权力的共同关注,以及对人权的终极关怀,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是,就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具体关系而言,一直没有达成共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特别是,我国宪法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现有的人大监督宪法实施体制,在实施的主体上、方式上、程序上都存在问题,在我国当下短期内很难建立宪法诉讼。因此,重新审视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利用行政法来改变宪法实施的困境,寻求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在当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秉承法治化思维 优化检察权配置——以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权为视角

正如何对检察权进行合理分工,特别是如何对民行诉讼检察监督权进行合理分工,保证它的有限性和相对性,同时更进一步完善其运行规则,保证它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是现阶段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将法治思维作为优化民行诉讼检察监督权配置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精神、法律原则、法律规范和法律逻辑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推理,才能尽快健全我国监督制约机制,保证民行诉讼检察监督制约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民行诉讼检察监督权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国家民主法治进程,反映着权力架构体系的科学程度和公民权力的保障状况,同时也要与本国的宪政体制     

从卢梭《社会契约论》看我国宪政体制的建立

宪法与宪政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是在私权至上文化的基础上创立的。那么,可不可以在新的时代,新兴的国度诸如我国建立起一种新的宪政模式？这种新的宪政模式既要有公权的权威,又要有私权的保障;既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又有民主自由的发挥。本文即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构建宪政秩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按照宪法规定，我国的基本宪政框架是比较健全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政治体系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严格按照宪法规范有序运作，致使民主政治出现问题。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宪政秩序尚未真正形成。因而，构建宪政秩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     

探求宪法作为根本法以外的属性

近些年来宪法学界对宪法的概念有了比较多的新探讨,但是归结起来这些学者们主要是想概括出一个更加普适的概念以包容一切宪法现象。但是这种趋势有一定的危险,就是使近现代宪法产生以来所带有的精神内涵退化以致丧失,不利于宪法的发展和宪政的进步。本文试图跳过对宪法规定的根本问题的讨论,而试图找到宪法的精神内涵并进行一定的分析,充分认识宪法精神内涵对宪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浅谈我国预算法立法宗旨的重构——以《预算法》的修改和完善为视角

我国预算法自1994年颁布以来,对于规范预算管理和预算监督,加强我国财政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伴随着财政收入的连年增长,现行预算制度的不足日渐凸现,改革现行预算制度,修改预算法的呼声日渐高涨。预算法的修改虽然涉及诸多方面,但最根本、最重要的是修订立法宗旨,立法宗旨具有指导性和统领性作用,如果宗旨出现偏差,可能会使预算法失去价值和意义。     

2011,埃及的政治继承与民主之变——从宪政改革到政治革命

作为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最重要的大国之一,埃及的政治继承及民主化问题备受关注。迫于国内反政府力量的逐渐扩大及美国的民主化压力,穆巴拉克从2005年开始启动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但是由于长期积累的诸多问题未能在短时期得到根本解决,穆巴拉克最终没有在埃及建立起民主化制度,其政权在2011年初被大规模群众性抗议所推翻。在未来的过渡时期,军方能否顺利还政于民,穆斯林兄弟会能否乘势而上,埃及政局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     

宪法司法中的“法兰西例外”——浅谈欧陆宪法法院潮流中的法国宪法委员会

法国第五共和宪法创造性的设置了宪法委员会这一特殊的政治机构来承担平衡议会与政府关系的职责。其政治性突出的体现为组织上的政治性。但是随着宪法委员会在自治与能动结合下的业务发展,其职能逐渐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司法倾向。但是令人惊诧的是,这样一个主要由政治人物组成的机构竟能够在履行极具司法倾向的职能时做到公平理性。非但没有使这一制度变得越显不适宜,反而一步步推动宪法委员会取得了其在设置初期未敢企及的国际地位。在我国当代的法律环境下理解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更重要的是理解背后支撑其运作的宪政文化,这或许比移植某种独立的制度更加重要,因为这种理念具有渗透进社会权力与权利各个角落的力量。